第九章（第5/11页）

在那期间，阿嬷和我开始谈论起我们社区内存在的难题。阿嬷鼓励我去找份工作——她说那样会对我好，而且我也需要认识到挣钱有多么不易。可惜她的鼓励却被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因此她只好强令我去找工作。我后来找到了一份在当地迪尔曼杂货店的收银员工作。

当收银员的这段经历让我成了一名业余的社会学家。我们店里的顾客有许多都好像面临着令人发狂的压力。我们的一位邻居每次都会为一点点小错而对我大喊大叫——没有对她笑，把袋子装得太重了，或是装得太轻了。有些人来杂货店是匆匆忙忙地，在过道间踱来踱去，火急火燎地寻找某一件商品。但有的人则是随意穿行在过道之间，仔细地划掉购物清单的每项物品。

有些顾客买一大堆罐装和冷冻食品，而有的人推到收银台的购物车里装的满是新鲜食物。越是匆忙的顾客，越有可能购买熟食和冷冻食物，也越有可能是穷人。我知道他们是穷人是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看出来的，或是因为他们买食物时用的是食品券。过了几个月，有天我回家后问阿嬷，为什么只有穷人会买婴幼儿奶粉。“难道富人家就没婴儿吗？”阿嬷回答不上来，而我也要等许多年以后才会知道，有钱人更倾向于用母乳喂养自己家的孩子。

我的工作既让我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阶级分化，还向我灌输了一些仇恨，既是针对那些有钱人，也是针对我们的同类人。迪尔曼杂货店的老板们比较守旧，所以他们允许那些信用好的人赊账，甚至有的人的赊账单金额都超过1000美元。我知道，假使我任何一个亲戚到这家店购买上千美元的东西的话，都得被要求立刻结账。我感觉在老板的眼里，我们这类人比那些买完东西开着凯迪拉克回家的人要低一等。我痛恨这种感觉，但克服了它：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也要用得上赊账单。

我也知道了人们是怎样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们用食品券买两打汽水，随后就减价卖掉以换取现金。他们会把要买的东西分开结算，用食品券买食物，用现金买啤酒、红酒还有香烟。他们排队的时候还常常用手机打电话。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阿嬷专心地倾听我讲述在迪尔曼杂货店的经历。我们开始抱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劳动阶级的人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挣扎之中，但我们将就着过，我们努力工作，憧憬着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虽然我现在早已不像当年那么愤怒，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阿嬷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并不是他们被吹捧的那么好。

政治学者们早已费尽了数不尽的口舌来试着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人们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以前坚定地支持民主党转而坚定地支持共和党。有的人把这归咎于种族关系，以及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态度。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以及福音派对社会保守主义的控制。对此的很多解释都是基于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所看到的事实，正如我在迪尔曼杂货店所看到的一样。远在20世纪70年代，白人工人阶级开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印象，正如某人所说的那样，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