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雅贼系列（第9/44页）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品味还是比法国龚古尔奖的评审要好，好太多了。

为什么说吉卜林从小说发展的主流来看颇奇怪呢?因为他有点像个时空倒错的书写者，也像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一头撞进来完全不知文明世界今夕何夕的书写者。

吉卜林生于一八六五年的印度大城孟买，开笔甚早，十几岁就又写诗又写小说，但就西欧的小说书写而言却一点也不早，吉卜林写作的时间落点约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期间，我们晓得，彼时西欧的小说大河业已流淌过最成熟的高峰期了，那种放眼高旷天地的大作者大题材早已书写殆尽，或者说根本没人相信有其存在的可能。

用卢卡奇的指控来说大约是，欧洲原来那种雄强有力的叙事传统已萎缩成为自然主义细碎繁琐的描写，原来小说家那种同时扮演着先知、知识传递者、社会启蒙者、哲学思维者、历史记叙者，甚或现实世界革命的实践者以及旗手诗人，已被资本主义专业分工底下的“职业小说家”所替代；米兰·昆德拉的嗟叹则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他说，“欧洲最早的小说家就是在人看来无限大的世界中旅行”，拉曼查的愁客骑士策马向着广阔不可知的华丽冒险，自由自在，任谁也阻挡不了；然后到巴尔扎克之时，开始有楼房建物兴起拦住了人的目光和去路，“那楼房是社会机构： 包括警察、法院、金融和罪恶世界，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幸福的无所事事”；再往下到福楼拜和左拉之时，“视野缩小到如同一块围墙内的地方”，那个只属于人的、无疆界的欧洲大陆被不断分割并隔绝，外在世界的无限已然失落，人只能低头瞪视灵魂的无限来替代；然而，昆德拉悲伤地说，当社会那种不可一世的超人力量增长并夺取了人之后，欧洲小说还能如繁花怒放的人类灵魂无限之梦，也从此失去了它的魔力，便连包法利夫人那种困于斗室之中的自在梦想也保不住了，人只能想他自己的审判，和他的土地测量员职位，这便是卡夫卡的《城堡》和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K。

吉卜林的小说便写在这个分工已然完成、城市鳞次栉比让每人形同孤岛的时代，但他的小说，乃至于他的书写身份和方式却完全不是大主流小说那个样子，不详查他的写作年表，很容易误以为他是笛福、菲尔丁那时代的作家。

他像出外冒险浪荡太久的昔日堂·吉诃德先生，从“社会发展时间”落后几个世纪的印度半岛，忽然闯回壅塞的欧洲，像个“过去的人”，也像个时空穿越者，因此，不合时宜，鲁莽，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或如他领诺贝尔奖时一位瑞典记者写的，“啊，真希望他手里抓着一条蛇!”)，但气概逼人，栩栩如生，而且多少也携回印度人还保有的那种“幸福的无所事事”。

帝国主义者

在这部《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书中，布洛克选用吉卜林，我个人不知道是否有更深一层或直觉般联想的对照意涵，包括吉卜林笔下那种自在冒险的趣味，包括吉卜林挥之不去的成人童话特质，甚或吉卜林那种对现代社会科层建构的全然无视等等，这些是否和罗登巴尔这个虽然落脚于全世界最“进步”最高大楼林立壅塞的曼哈顿一地，却力图保有冒险、保有成人童话、保有一家时间停驻的二手书店、乃至以一身老小偷技艺穿透千家万户的幸福自在相映成趣——至少，我们看到他对吉卜林这本反犹诗作《拯救巴克罗堡》以及其他相关行径的嘲讽看法，大体上是正确无误的，吉卜林一直有可笑的行事习惯，也写一些可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