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记（第8/11页）

到香山寺来，是为了看白居易墓。白居易是山西人，早年在苏、杭二州作过太守，他是很怀念南国山水的，特别是南国的佳丽，所谓“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成为他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怅恨。那么诗人为什么要葬在洛阳呢？这固然因为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洛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与香山寺有关的一段情缘。

这段情缘的另一位主角是诗人元稹。元白之交，向来被称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上的新乐府运动不仅记载着这两位大诗人桴鼓相应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深厚情谊。他们都曾相当自负，白居易曾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一句话表达过这种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但到了大和三年（829 年）九月，元稹拜尚书左丞经过洛阳时，这种意气已消磨得差不多了。元稹写了《过东都别乐天二首》，诗的基调很凄婉，隐隐流露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楚和担忧，读后真令人掩卷垂泪：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他们都已不再年轻，又加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此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有相聚之日？

不想这种担忧竟有如一道不吉的符谶。一年以后，元稹即病逝于武昌。

元稹临终前，曾把写墓志铭一事拜托给白居易。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是一种时尚，这些名人也往往不惜笔下生花，阿谀死者，这叫做谀墓。由于写墓志铭的报酬很高，唐代的谀墓之风亦相当盛行，不少颇负盛名的大家也免不了厕身其中，例如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韩愈就写过不少谀墓的碑文，获取的报酬自然很可观。刘禹锡在祭韩文中就很不客气地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如金山。”在这一点上，韩愈的名声不太好。元稹拜托白居易为他写墓志铭，并以家中所积累的车马、丝帛、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作酬劳。以白居易的知名度，这笔钱并不算很多。但在白居易来说，一篇墓志铭无疑是对朋友最永恒的祭奠，哪里还能收取润笔呢？无奈元稹又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把这笔钱拿去修香山寺，并写了一篇《修香山寺记》，在文中把修葺的功德归于元稹。此后，白居易便常住香山，这位大诗人的别称也由白苏州、江州司马而淡入香山居士。香山，成了诗人最后的精神栖息地，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处溢彩流光的风景。孤鹤唳天，荒钟破霜，残漏寒蛩，冷月清辉，在这里，香山居士和微之兄又有过多少次魂牵梦萦的倾诉和酬唱呢？那就让他们悄悄地对话吧——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地老天荒悠远绵长的思念……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白居易病故，遗嘱葬于香山寺北侧。

白居易的墓志铭是大诗人李商隐所撰。以白氏一生的辉煌，用不着李义山去刻意阿谀的，只须平铺记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只是洋洋二十余字的标题中，堆砌的全是官衔，作为文学家的白居易倒反而不见踪影了。为石碑书丹的是一个叫白敏中的人，顺便查了一下，此公当过宰相，字倒也说得过去。

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到香山寺的白居易墓，正值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一百七十余年，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的李商隐，在文学史上已被归入晚唐诗人的行列，他那些绮丽精工的无题诗正染上一层薄薄的孤冷、感伤和忧郁。“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落黄昏固然有炫人心目的景致，但已无旭日东升的蓬勃朝气，也不见中天灿日的耀眼光华。边塞军功的向往已很遥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呼喊更是杳不可闻，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和“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的华丽舒适。这种色调和气魄的流变不仅是孤立的诗坛景观，也是从盛世走向衰微的王朝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