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第7/11页）

“这怎么可能？他不会说这种话！”拉祖米兴大惑不解地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冷笑一声。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要迫使他干什么；他记起来自己的那篇文章。他决意接受挑衅。

“这根本不是我的论点，”他简单而谦逊地说。“可我承认，您差不多忠实地阐述了我的论点，也可以说，甚至十分忠实……（他仿佛乐于承认这一点。）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根本没有坚持，不平凡的人一定而且必然常常为非作歹，就像您所说的那样。我甚至认为，报刊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不过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有合法的权利，而是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行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而有必要这样做的情况之下。您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含糊，我愿意尽可能给您解释清楚。我认为这似乎是您所希望的，或许我没有猜错吧。那么让我来解释一下。在我看来，如果开普勒〔11〕或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的妨碍者或阻挠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但绝对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牛顿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屠杀任何人，或有权利每天在市场上盗窃。我还记得，我在文章里引申开去，一切……例如，甚至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里库尔果斯〔12〕、梭伦〔13〕、穆罕默德〔14〕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当然，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有时十分天真的人们为维护古代的法律而英勇地流血）能对他们有利。甚至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这些恩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总之，我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人不但都是伟大的，而且与众稍有不同。我的意思是，他们甚至能提出新的见解，就其本性来说，必然是罪犯——当然，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罢了。要不然，他们就难以显得出类拔萃；而且仍然就其本性来说，他们当然不甘心做平凡的人，而依我看，他们甚至有拒绝的义务。总之，您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新见解。这种老生常谈在报刊上已经发表过而且看到过千遍了。至于我把人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我承认，这样的划分有些武断，但是我也并不坚持数字上的不可变更。我只相信我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是：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说，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当然，这样划分是可以分得无限地细的，但是这两类人的区别是相当显著的：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在我看来，他们有服从的义务，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而他们也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有损尊严的事。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破坏，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但是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依我看，他也能忍心去踏过血泊——但这要看理想的性质和理想的规模，——您得注意这点。在我的文章里，我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谈他们的犯罪权利的。（您要记住，我们是从法律问题上谈起的。）但不必大惊小怪：群众差不多从来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会处决或绞死他们（或多或少）。这样的处置是完全公正的，完成了他们那保守的使命；但是到下几代这样的群众又会把被处决的人们供奉在台座上，向他们顶礼膜拜（或多或少）。第一类人永远是现代的主人，而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维持着这个世界，增加它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引导它走向目标。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他们都有同等的权利，——vive la guerre éternelle〔15〕，自然，直到我们建立新耶路撒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