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第4/5页）

阿多尼斯的诗作中自然也不乏情诗。按照阿拉伯文化的传统，在灵与肉、爱情与身体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肉与身体总是受到贬抑的一元。阿多尼斯的诗歌却要为身体和肉欲正名，他用美丽的词语讴歌身体：“词语的天空/容纳不下身体的绚丽。”甚至以这样既直露又含蓄、堪称奇思妙想的诗句赞美身体：“什么是肚脐眼？/两个天堂之间的中途。”即便是在耄耋之年创作的情诗集《身体之初，大海之末》中，他依然以无惧世俗的“少年狂”的笔触写道：“为什么，我们不把身体/献给它乖戾的欲念/无论它被人怎样摹描？”他的情诗还分明流露出某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因而既超越了卿卿我我的俗趣，也摆脱了玩世不恭的粗鄙，爱情的书写中平添几分属于生命与时间的力度和苍凉：“我该如何形容我们的爱情/被这个时代的皱纹收纳的爱情？”爱情，也从男女恋情上升到人的存在意义的高度：

无论爱情是神灵

是游戏，还是一场偶然

只有在爱情里，我们岁月的荒芜

才能找到荫蔽

阿拉伯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社会，因此，阿多尼斯也和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巨匠们一样，对宗教、对人与神的关系给予格外的关注。虽然他来自一个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他却在诗歌中高举人的旗帜，挑战弥漫于阿拉伯社会的神本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在他早期创作的著名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中，他怀着“全知全觉者的困惑”，拒绝在上帝和魔鬼之间作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

两者都是墙，

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觉者的困惑……

他还发出这样的豪言：“我在上帝和魔鬼的上方跨越/我的道路/比神灵和魔鬼的道路更为遥远。”他以惊人的勇气，在东方的阿拉伯遥相呼应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我把瞎眼的石头神和七日之神/更换成死去的神灵。”“如果没有创造神灵我们会死/如果没有诛杀神灵我们会死。”

不过，阿多尼斯也并非上帝或神灵概念的绝对排斥者。在他眼里，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是可疑的，但审美意义上的上帝却是存在的，值得人们去认识、发现：

什么是美？

一种形式，

你在它后面会发现奥秘，

有时还会发现上帝。

阿多尼斯的诗歌还深受伊斯兰文化遗产中的苏非神秘主义影响，他的许多诗作就其词语、典故、隐喻、意境而言，都具有浓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色彩，犹如隐现在一层神秘而奇妙的迷雾之中。如果说阿多尼斯的诗作也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那么正如他所言，那是一种“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

阿多尼斯还经常借诗歌表达对诗学与写作的见解。他的诗作体现出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在诗歌中是桥梁，/在爱情中是森林。”他是一位擅用隐喻的大师。在他看来，隐喻“是一次迁移，/在烈火与烈火之间/在死亡与死亡之间。”隐喻还犹如“在词语的胸中/扑闪的翅膀”。他这样看待语言的朦胧之美：“词语——/只有在朦胧的怀抱里/才会绽放蓓蕾。”他为人们眼里难以理解的朦胧诗人辩护：

你只能朦胧地理解他，

可他是多么清晰：

意义的太阳，有时，

会被墙的阴影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