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歌（第28/32页）

我们之间，是理想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对话。或许我们原本置身两个不同的国度，屠苏的母语是世俗社会的，不过他精通理想国的外语。除了能写点东西，我百无一用；明慧背后的领导若隐若现，成为屠苏选择明慧的重要砝码。加官进爵的渴望，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乃至倾覆。屠苏决心撤得干干净净，他或许已耗尽对我的耐心，认为离开我才是明智之举。

最后的相处，我一直理解为君子屠苏的克制与隐忍。和衣而卧，在黑暗中清谈，那块裤子上被少量体液浸渍的斑迹，证明了规矩的屠苏所承受的压力。假设情感果真充沛，在年少莽撞里，他恐怕很难守住理性。屠苏的克己，可以解释为他对异性的好奇、对朋友的尊重和品性的正直；也可以解释为，我的吸引力不足以启动他的运行程序。可以归结为柳下惠的高洁；也可以解释为考量，他已决定投奔明慧，不想节外生枝。冲动的结果不过春梦一场，美妙而尴尬，万一生米成了熟饭，是否会产生变数，危及未来，让前途烟消云散？面对诱惑，屠苏不为所动，就像考试前的忘我备战。这是一种实际的计算，是权衡、比较和判断的结果，是遗憾也是彻底的选择。那晚，屠苏抵抗住来自身体的召唤，之所以展示出近乎钢铁的理性，是伟大的仕途理想让他的欲望归于职守。

时隔二十年，我才悟到，那是真正的告别之夜。我们的理想和路途，从那天那夜那一刻，已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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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苏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仿佛是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天堂，最后的庇护所，最后的诗意时光。那时肆意谈论金钱和权势都是可耻的，我们在轻微的贫苦中，更容易感受精神的丰足。在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每个舞台上的表演者，都被理想的聚光灯照射为散发理想主义光芒的理想者。你能说那个时候的屠苏不真诚吗？不。人有时会被自己感动，在某一个阶段里他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同酒喝高了，在那个精神醉酒的阶段里，他可慷慨激昂，可舍生取义……尽管酒醒了，他会后怕。我不认为屠苏的理想主义是伪装的假面。理想主义潜藏在我们的性格之中，有时激昂，有时沉睡，有时含量极少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并未发出光彩就完全熄灭——但，都是真的。当时种种是真的，后来种种也是真的，即使两者反差巨大，到悖离的程度。

我无从得知屠苏内心变化的过程。但作为转型期的目击者，我知道当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一步迈向商业社会之后，许多曾经的文学爱好者，一夜之间改弦易张。诗人夹着皮包成为商人，文人夹着公文包成为领导，多少有才华的写作者被淹没乃至是自愿埋葬在物欲横流的旋涡之中。有些人对文学的态度从爱慕变成鄙夷——什么诗意，什么思想，不过是大脑里引发的化学错乱反应，不如体力劳动创造出的实物更具价值。

屠苏由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主义者蜕变的过程中，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让他妥协、屈服和恐慌。屠苏不阅读、不写作、不涉及文学，他不看没用的书了。屠苏没有来自亲友的劝诫，没有来自书本的校正，做出独立判断所需要的经纬坐标系消失了。屠苏在所谓的爱情中，却丧失爱的体验与给予能力。科学家研究表明，关心别人的人比冷漠者更容易愉快。屠苏越自私，就越不快乐；不快乐反过来使他越来越麻木：没有理想，没有约束，没有良心的痛楚。

也许屠苏觉得文学的力量微弱，这根曾支撑他自信的稻草，没有变成船桨把他摆渡到彼岸。打湿的稻草什么用也没有，只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重量。但屠苏的放弃，没有换回什么渴慕之物。爱钱的死于黄金，爱海的死于浪。上帝有时会因为一个人的执着而怜恤，给予回应与奖励；有时会因一个人的贪念而嘲弄他的作为……如果他的行为触怒上帝，上帝也可以给予整个世界，然后再完整地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