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师尊之影（第9/35页）

他第二次来旅馆时，我们也是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公职经历——这一次他还是一大早现身，割过草的草坪有几处地方刚由粗大的水管洒过水，因此闪闪发亮，花坛则仍在阴影之中。

他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二岁时结了婚，对象是媒妁撮合的本地人。翌年，他进入印度警官机构服务。求学年代——当时他离家就读于台拉登的学校——他即决定走上这一行：对于出身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印度行政管理署的官员，这让古特吉兴起从事公职的念头。后来他听人说，只有印度行政管理署及印度警官机构值得加入。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我没怎么特别准备，只是用功读书。拿到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我报考了印度警官机构。”他通过了考试，每年只有几个人上榜。

次年，他转到印度行政管理署任职。尽管有先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对这个职务机构仍然很肯定。“那是个不错的职务机构，如果有意担任行政工作，我会加入的。”

印度行政管理署是全国性的机构，古特吉的第一个工作让他被派遣到了南部的安得拉邦。他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我发现警方将一名羁押犯凌虐致死。肇事的警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这样他才能免于受罚。被害死的是一名小农，他妻子在我看来相当贫穷。我是县级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我有责任调查辖区内任何因警方羁押而致死的案子。他们叫我别管这个案子——它已经被搁置了三年。”

但他无法袖手不管，这案子至今还令他不安。“过了十八年，我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是个很糟的案子，我无法释怀。为了让死者的妻子无法对警方提出不利的证词，他们设法把她赶到了别的地方。那个人——死者——曾经跟村里的某个地主发生争执，地主大概把他看作眼中钉。那样的人倒没有胆量攻击地主。”

我问古特吉，为何在经历那件事之后他还继续留在行政管理署里。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对这件案子多尽点力。但这并未实现，我也开始明白行政体系已经腐败成性，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政客对某个案子有兴趣，一旦他们有利益的考虑，你就别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同样在一九七一年，安得拉邦有一整家人死于饥饿。事情发生在某个税区里，国会对此提出了质询，我被指派进行调查。后来区域行政官找上我，问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说那是由于饥饿致死。区域行政官——也是税务官——说：‘不行，不行，报告不能那样写。那样会引起骚动，会让外国新闻媒体有文章可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想到苦难，古特吉幽暗的眼睛又蒙上了泪影。“他们是一家穷人，男人先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糊口，没人拿食物给他们。接着妻子也饿死了，然后是几个孩子。他们是哈里真，表列种姓。这件案子从我手中被调走了。”

“你却说印度行政管理署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

“那倒是有的。我参与了干旱地区的行政措施，我们设法为干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我们挖井，引水灌溉。这算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不过我在这方面也碰到了麻烦，跟区域委员会有些问题。那是选举产生的单位，主任委员希望所有小型灌溉工程都由他的亲戚承包，而他这个亲戚再通过转包的方式赚钱。主任委员在政府里很有影响力，但我没帮他忙。他想羞辱我，传我到区域委员会列席。那一回，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很难得的情况。其他委员站在我这边，并且谴责主任委员不应该骚扰清廉的官员。”

纵使这样也没有挽回古特吉对行政公职的好感。话说回来，政治不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吗？行政公职不是更能发挥那种艺术？纯粹就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不是也有意改善，有意为人民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