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妇女时代（第13/17页）

《妇女时代》会告诉你怎么写信：不要使用弄皱或沾了油的纸张，不要从你女儿的练习簿上撕一页下来写，不要口气大，不要只写自己，不要把邮票贴得整个信封都是。这杂志甚至会告诉你看电影的规矩：不要携带食物，不要对情节发表意见，孩子哭起来时不要抱着他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不需要这一类建议的人就用不着《妇女时代》，而需要这种建议的人绝不会被指摘或嘲笑。他们绝不会把错归到读者身上。那是别人的错，读者可能已经见过的错误，总是有什么故事或寓言可以委婉提出纠正。《妇女时代》邀请它的读者到一个特殊的、共享的世界。它的编辑态度是关怀，几乎是爱。

当我认识了它的主编维希瓦·纳特之后，我发觉这态度大致反映了他所怀抱的使命。

他七十二岁，仍然几乎一手掌握他的印刷与出版业。他身材中等，神采奕奕，没有明显的赘肉，身穿白色长裤与短袖衬衫，衬衫是印度手织土布，但要不是他告诉我，我不会知道。他的一身看来很清爽，随时就可办事。

他予人一种不习惯谈论自己的印象。他没有个人逸事，也不会拿自己的经验当作示范。他还会关心世事；他仍然热衷于一些想法；他全心投入工作，这使他的眼光向外看得很远。他很喜欢办杂志这个念头，他喜爱和印刷有关的一切事情。他对设在一楼的新海德堡印刷机感到自豪。同时，由于他对印刷的喜爱，他在楼上一个铁槛隔间里保存了一盘盘、一箱箱的旧活版铅字，有印地语的也有英语的。

他的家族起初于一九一一年在德里开设了一家印刷厂，所以在印刷业里，他算是有点家传背景。就像其他行业里的印度人，看起来在独立之后绽放的才华是在先前一两代逐渐成熟的。他的家族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但他最远只能追溯到他的曾祖父。一九一六年他在曾祖父家里出生，一直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出生于大起义前不久，或许是一八五四年，就是他传下了他们家在一八五七年英军围攻德里时弃家而逃的故事。

关于这位祖先有一项较明确的记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受雇于英国辞典编纂者费伦博士。费伦博士当时正在编一部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三语辞典，而维希瓦·纳特的这位祖先曾和费伦博士一起到北印度各地，记录他们听到的单字和词组。

维希瓦·纳特的办公室里，就在他背后，有一个从橱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费伦博士的《辞典》——重新装订过了——就在那个书柜的一个架子上。它有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每页将近四开大小，十英寸长七英寸宽：《印度斯坦文英文新辞典，附印度斯坦文学与民间传说引例》，S.W.费伦博士编，一八七九年由伦敦Trubner & Co.及巴纳拉斯E.J.Lazarus & Co.出版。每一个词条都以三种语言、三种字体列出，印地语或乌尔都语的发音都以英语的近似音表示。

所以，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印度之旅才二十年后，又有了这另一个英国人的旅程，行经某些相同的地区，又有了这不可能充分得到报酬的另一项大工程。在费伦博士的序里，他向维希瓦·纳特这位学者型祖先致谢，他是“德里的塔库尔·达斯导师”。

事实上，塔库尔·达斯在大约三十年后向费伦博士买下了《辞典》的版权。他想要重印这部辞典。这是他在一九一一年买下一家印刷厂的原因之一。如维希瓦·纳特所说，那一年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一年英治印度的首都也迁离加尔各答，新德里的基础同时奠立了起来。但是塔库尔·达斯并没有重印那本《辞典》，他几乎才买下印刷厂就死了。于是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必须照料那家印刷厂的成立事宜和商务运作。排印《辞典》一定是一件极其费力的工作，而且会血本无归。维希瓦·纳特说：“每一个字母，包括印地字母、英文字母及乌尔都字母，都必须用手排版。印刷厂只好靠别的工作来维持下去。”排印《辞典》的事被搁置一旁，目前他们家族只剩维希瓦·纳特办公室玻璃书柜中的那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