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35/36页）

旅馆后方有一个市场：我往下看便是市场低矮、绵延的屋顶。秃鹰栖身在旅馆的窗台上，等着。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被风吹来的灰尘以及车辆褐色废气留下的污渍。市场对面那栋英国人盖的红砖建筑的风格——形式的中规中矩、结构的对称、样貌的优雅，还有它所透露的理念、它所表现的信心、它所参照的古典装饰——如今显得很怪异，跟街上的活动格格不入，仿佛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年代。

拱起的路面上的柏油看起来又软又黏，两侧浅沟里则堆积着大团大团的形状不一、已结成硬土的灰尘，现在，街道只能等季风带来的雨来清洗了。市场外原本铺了路面的步道已经碎裂，有些地方，步道的泥土跟浅沟的泥土连成一片。人们忙着小事。男人拉人力车。一九六二年，这种景象是眼中钉，但别人说穷人需要工作。二十七年之后，人力车还在，也有人谈到穷人需要工作的老话。我倒觉得，既然加尔各答居民对人的需求和潜力只有那么低的期许，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似乎已经真的让他们心满意足，许多人力车看来还是新的，样子不错，不像是落伍的东西。小事：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片上下晃动的柔软的合板走了过去。其他人头上顶着分量甚少的东西，一副全神贯注的工作模样——无疑是为了一点小钱而做这种工作的。

碰上大日子，市场外面会放着几个圆形大篓子，里头装了翅膀被捆起来的白鸡，有几分钟之久，一两个男子似乎无所事事地在那边将捆了翅膀的鸡从一个篓子丢到另一个篓子里。然后我注意到，取出鸡的那个篓子里颇不安静，而丢入鸡的那个篓子里却毫无动静。接着我看到，丢掷鸡的动作还包括另一个扭断脖子的动作：一个利落的弧形动作完成了两件事。

接着，可能会有个男人来拿走几只已经死亡的白鸡：他把鸡巧妙地绑起来，像是一大团羽毛，然后吊在旧自行车的把手上，僵硬死鸡的爪子和脚部则像是从羽毛球中突出的针条，像是棉花糖的棒子。那男人花了一点劲才把鸡放在脚踏车上摆好。当他第一次准备登上车骑走时，那些鸡挡到了他的膝盖。

一天要结束时，开来了一辆小卡车，现在已经空无一物的圆形大篓子被搬到车上，叠成两叠。卡车开走之后，剩下的——在这个垃圾很少被清除的城市里——就只有一些散落在破裂、淤塞之街道的灰尘中的白色鸡毛。

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待了很一段时间。可以说，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现代印度的根基——跟美国一样古老。那个文化的首位阐释者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出生于一七七二年，早于独立宣言四年。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理念直接传给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九四○年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初访泰戈尔的圣蒂尼克坦大学时见到了后者。

那次造访期间，齐达南达在圣蒂尼克坦寺庙听了年近八旬的泰戈尔关于“文明危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一次著名的演讲，演讲词在齐达南达听过数月之后出版——泰戈尔说，他过去一直认为“文明之泉”会源自“欧洲之心”。但如今，面临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剧变，他对那个看法失去了信心。不过，他不能对人类失去信心，那样就犯了大过。现在他寄望的是曙光将来自“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救世主将诞生于“我们之间，在这个叫作印度的贫穷不堪的陋屋里”。

这是老人向世界告别的伤心话。五年之后，战争结束了。欧洲开始复原，欧洲及西方在下半个世纪比先前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大，更加有创造力，更加有影响力。泰戈尔未曾预见的灾难是即将降临于加尔各答的灾难。

一九四六年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屠杀。这些事件标示了这个城市步向死亡的开始。翌年，印度独立，但国土分裂。孟加拉也分为两半。大量印度教徒难民拥入加尔各答，在这里简宿为居，而调适能力还不及欧洲百分之一的加尔各答从未真正复原。往后会有一些重大成就——特别是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电影，但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日已成往昔，这座城市所有的知性活力都已经消散。可以说，英国人一旦离开，这个英国人建造的城市——在夜间其壮美仍像幽灵般闪现——就开始步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