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9/36页）

“你还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生活质量比城市贫民窟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庄，在那边，收割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小麦，但少得连做薄煎饼都不够。他们做面团，一点一点吃。小孩消化不了那种面团。那时候，每年有五个月，饥饿——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是村庄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像听他谈到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救助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一样，我再度对他提及印度之悲苦的方式感到惊讶：仿佛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观察，仿佛他所属的团体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更有体会，仿佛这些悲苦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的理由。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一段时间，过了正常午餐一段时间。他觉得累了。他说他想冲个澡。亚拉蒂已经做好了午餐，迪潘赞到后面冲澡时，她把食物端出来，为我摆在一个小凳子上：食物很简单，包括两块炸鱼、豆子和普里面包。鱼肉中刺多，不容易挑除，不过亚拉蒂说，如果我用手指吃会更容易摸到鱼刺，把它们去掉。

我吃的时候，她站在小房间里，再一次谈到了加尔各答夏天的高温，她也再一次问我是否要待到夏天。她再一次谈到了被砍掉的树。我问她印度人是否讨厌树木，是否认为树木会藏匿或助长恶灵。她说不，印度人喜爱树木，不过，现在就是人太多了，不得不把树砍掉。

她说，她第一次怀孕时，迪潘赞不在她身边——那时候他住在村庄里。她到迪潘赞父母家里住。那是印度人的做法，这里的习俗：妻子跟夫家的人住在一起。她说，如果要撰写关于印度的东西，你必须在印度待很久。印度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事物。

她说，刚开始时，她对运动是支持的，但她不赞成下乡直接向人民宣扬革命。她认为那是愚蠢的做法。印度这里的穷人听天由命。下乡的做法使革命倒退了四十年。谋杀开始发生时，她也觉得不应该，她一点都不赞成那样做。

迪潘赞尚未跟我谈到那一点：他答应改天再谈，或许就在明天。

我对亚拉蒂说，或许毛病就出在革命那个想法本身，那个认为到了某个时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世界会变好，人类会获得改造的想法。

她没有搭腔。

屠格涅夫针对那个问题写过一本小说，我说。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俄国中产阶级到工人中间宣扬革命的情节。如果大家不带偏见地读了那本书，那么或许就不会犯下书中人物所做的错误判断。她没读过屠格涅夫，她没读过《处女地》。她没读过那么早期的俄国著作，她读的俄罗斯著作最早的似乎只是些经典政治文献。

她侧身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走廊以及巷子里午后两三点的白色阳光——那还只是春天的阳光——这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了。

她身材并不高，但她体格结实，风韵犹存。

她说，她在英国住过一阵，那时那些革命活动都结束了，迪潘赞前往英国进修物理。她在英国所看到的，特别是她所注意到的英国妇女的地位，让她进一步觉醒。这令我感动：在这杂乱的小房间里，在炎夏即将来临之时，还有这股激情。

那天晚上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套大公寓吃晚餐时，我碰到迪潘赞的一位总督学院的同学。我听他说，迪潘赞原本是个资质不错甚至才气焕发的学生。后来他扯上纳萨尔派的活动，有那么一段可怕的日子，娶了加尔各答望族之女的迪潘赞似乎随时都会被判绞刑。自从迪潘赞加入纳萨尔派之后，他们——迪潘赞及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那个人说：“他的功课比我好。现在，他在教物理，我在搞物理——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教书的学院是个烂地方，他也应该知道这点。他在那边无用武之地，他应该回到主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