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9/40页）

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永远一心一意、孜孜不倦。维拉曼尼先生把他的一些私人用品陈列在房间中央的另一个玻璃柜里：他的手电筒，他的眼镜，他的不锈钢餐盘，他的病床便盆及注射器等医疗用具。这些几乎像是甘地的遗物，如果佩里雅尔没有留下其他东西的话，它们可就充分体现了甘地精神。但是，他留给信托基金的财产，包括佩里雅尔提达尔所在的那一大块市区土地，却有数百万的价值。而且，自他死后十五年来，这价值又增加了好几倍。

尽管他爱好美食，尽管他吃肉，他的专注和偏执却带有一些类似纯真的成分，而正是这特质使他成为与甘地相反的角色。但是，那个角色却只因为世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甘地才具有意义。甘地在其一生中持续变化与成长。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也就是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不断探索政治及宗教的新形态。这探索使他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纵使人们跟甘地的政治行动没有什么牵扯，他们仍然可以把他的探索当作指标，佩里雅尔是地方性人物，他一直只有一项主张。因为有了甘地、国大党及独立运动，他的主张才会有它实际上发挥的力量。他借力于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可能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带我去参观佩里雅尔提达尔的是住在马德拉斯的作家沙达南·梅农，他也向我提供了了解佩里雅尔的生平和运动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沙达南说，在英国治下，将近十九世纪末时，婆罗门种姓在一个领域里取得了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未曾享有的优势。他们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专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创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马德拉斯邦（包括泰米尔纳德及其他地区）面积很大。马德拉斯市是个海港，而且，随着邦内的经济增长，开始有杰出人士从其他中阶种姓崛起。这些中阶种姓人士很多是像佩里雅尔家人那样的有钱人，很多是地主，有些能够把他们的儿子送到牛津和剑桥求学。一旦这类人从中阶种姓崛起，古老的婆罗门种姓禁制便难以维持。佩里雅尔所做的就是把这种摒弃传统的态度引到非婆罗门的广大群众中。

沙达南说：“他从文化层面进行沟通。推行自尊运动，同时创办了三四种报纸。他们很重视教育。在三十年代，运动所使用的方式是团体讨论，不是由上而下说教。某个受过教育的义工会前往市内的贫民区或村中的广场，在那里开始朗读报纸。没过多久，他四周就来了一大群人。他会根据自尊运动的概念来解释他所读的内容。直到今天做法还是如此。这种方式——这种党干部和群众的面对面接触——到现在还是支撑DMK的骨架。其他政党没有这套做法，他们连试都没试过。我记得我在六十年代曾前往住处附近一个地方，在那里观察一位DMK的党员。他会在傍晚六点半准时抵达，带来党报、一份英文报纸和另一份泰米尔文报纸。他会点起一盏防风煤气灯，坐在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的棚子里，然后开始大声朗读。他的听众有一百五十人之多。”

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念有多深厚或多重要？人们摒弃造物主或众神祇到什么样的程度？

沙达南说，这理性主义运动本身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可笑的姿态。不过，该运动衍生出来的政治团体DMK却得到了政权，而且，这还导致了一场巨变。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政权。”——我二度来到马德拉斯的那一年，当时我到迈拉波蜜糖家那栋两层房子里跟他和他父亲见面，蜜糖向我提到预言书——“他们在政府里新设了一个部，叫‘印度教暨慈善基金管理部’（Hindu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Endowments），简称HR&CE。HR&CE部长管理属于印度教寺庙及基金会的巨大资源。土地、固定资产、珠宝——每间寺庙都有非常多的珠宝：神像上头的，还有每天信徒捐献的。对寺庙的捐献是不具名的，因此根本无法查证。寺庙的财产无法估算。你怎么确定一尊十世纪的湿婆神像值多少钱？HR&CE成立了，然后——这件事跟政府在做的可是两码事——有人开始把神像偷走，用复制品顶替。考古学家最近指出寺庙神像大规模被赝品替换的情况。原物已经流入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