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38/40页）

警方没有足够证据起诉这两个人。他们找不到证人，因为这两个人在开庭前十天就发出警告，说谁要是出面指证，第二天就会没命。在旅馆房间里，那人说这段话时相当冷静，便衣警察则点头、屏息，也是冷静以对，仿佛这全是不得已的事。

这两个人最后被释放了。由于他们所属的团体已被除掉，他们没有旧窝点可以回——说到这里，虽然没人问起，他们两人都说自己未曾出卖团体中的任何人。年纪较轻的小舅子说，警察砍断了他一只脚的“脚神经”。他让我们看他穿凉鞋的脚，脚背上有条黑色疤痕，看似烧伤的结果。较年轻的人说，纵使受了这种刑，他也没出卖任何人。警官听了并无不安之色，也没有干涉之意；似乎那只脚和神经的可怜遭遇也是不得已的事，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

通过警方协助——无疑也是政府的罪犯改过自新政策之一——这两个人做起了生意，但都做不好。年纪大的做西红柿买卖，但不知何故决定要把西红柿远远运到加尔各答去卖。他赔了两万五千卢比，大约一千英镑。小舅子则开始制作“毕迪”，一种廉价小雪茄，他说他的工人卷款逃跑了。两人都没有因为经商失败而显得丧气，看来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听了这些，我不知该做何反应。他们很少使用形象化的字眼，没有谈到什么细节。这或许是因为翻译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见面场合的拘束，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讲腻了这些故事。他们让人有一看就知道底细的感觉。我想起在孟买见到的那几名帮派分子也是如此，他们——那些帮派分子——一看就知其底细，因为他们毕竟过的是非常单纯的生活。或许，像这两个人可能扮演的那种革命小兵也必须由单纯的人来充当，而他们所接受的讯息必须简单得符合他们的能力和需求。

我问他们对佩里雅尔有什么认识。这一问，他们话可就多了，就算是在犯罪新闻记者的翻译里，他们的回答恐怕比先前说过的所有话还要多，原因可能在于这不是他们预料中的问题。

年长的那位说，他们尊敬佩里雅尔，他父亲曾经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但佩里雅尔只向种姓制度挑战，他没有想到阶级问题。“他把我们唤醒，但我们的斗争没什么用得着他的地方。”这是记者的第一次翻译，后来他做了修正。用比较直接的译法，他说的是“我们没有关联”。这就更能点出达罗毗荼运动和左派分子之间的种姓差距。

我问他们佩里雅尔主张中反宗教的成分。年纪大的那位说他们对宗教并不热衷，倒是他们的女人还虔诚信教。不过，连女人也开始不请婆罗门来做仪式了。

这听起来是实话。因此，就在会谈快结束时，我开始觉得——且不管他们跟警方的关系如何——这两个人对自己的描述应该没有虚假。

离开前，那位小舅子向我借用卫生间。我有点疑虑，但警官挥手叫他进去。我们等着，听不到冲马桶的声音。接着那个人走出来，小心翼翼把门关上。

后来，我打开那扇小心关上的门，看到马桶没有冲水，而且坐垫和地板上洒了尿液。这只是因为缺乏使用马桶的经验？或是这个参与过阶级战争的人对厕所的不洁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态度，因此根本不会留神理会这么不洁的地方，这个该由别人去理会、去清洗的地方？

一两天后，我跟那位体育记者苏瑞希讨论了这点。他说这两个人属于下层的最下层。虽然我可能丝毫没留意，不过他们在旅馆大厅里可会相当引人侧目。他们比首陀罗还低了许多，达罗毗荼运动远远触及不到他们。对于什么在宗教上算是洁净或不洁，他们有没有任何概念？苏瑞希说，在他们那个阶层，虽然上层的人可能不容易看出种姓和社群的差别，它们还是被严格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