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29/40页）

“公司在韦洛尔开了家分店，我请求调到那里——为了跟我已经出嫁的姐姐在一起，也为了独立自主。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发生时，我开始对政治积极起来——过去我从未如此。为了这场战争，我捐出了戒指和耳环——这些是我举行入法礼时伯父送我的东西。这让我父母很不高兴，也让我姐姐很不高兴，因为我捐出的东西在我们家族里已经传了好几代。

“有一天德里来了位客人，是一位堂兄。他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德里分公司工作。他看我一身传统模样颇为吃惊——也惊讶于我薪水的微薄。他要我辞职，搬到德里去。他说，他可以帮我在德里找到工作，只要付出跟我在韦洛尔那家公司一样的劳动，就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这个提议很吸引我，但我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如我所料，父亲不太愿意让我到德里去，怕我的行为会更加偏差。有四个月之久，我跟父亲时常争辩，两个人言辞都很激烈。不过，最后还是他为我买了车票。票价大约是四十二卢比，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零用钱。家人准备了黑绿豆米饼‘伊德里’、印度薄饼‘多萨’和几种油炸的东西让我在路上吃。他们准备了太多，我只得把吃剩的丢掉。他们怕火车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动，不想让我因此挨饿受苦。甚至到了今天，南印度的家庭如果有人远行，他们还是这么做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我终于规划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我在晚上七点半从马德拉斯中央火车站搭大干线快车离开，四十个小时之后，在五月五日早上十一点半抵达德里——如果依照公历，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德里所做的第一件事——遵照我堂兄的指示——是从火车站直接到理发厅去把丘尔其剪掉。那是令人十分痛苦的时刻。整整十八年来，我母亲和姐姐两个人料理我那绺头发——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们以它为荣，生怕它出了岔子。我的头发长得不得了，比我姐姐的还长。我把头发解开时，它的长度直达小腿。我母亲和姐姐会为我洗头，然后抹油、梳理、编成辫子。

“理发师是个留小胡子的瘦巴巴的年轻人，当他开始试探我——我是否真的要如我所说的那样做——我的痛苦越发深刻。他给我三次机会，用印地语问：‘你真的要……你真的要……你真的要……’我一再回答‘是’，虽然我内心深处在发抖，担心父亲会怎么说。理发师非常体贴，为了给我再考虑的机会，他从下面开始慢慢剪，而不是一下子整个剪掉。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切宗教热忱——就像参孙㉑失去他的力气那样。”

故事原本该在这里结束：卡库斯坦逃到了德里，剪掉了后脑勺的发辫，开始了新生活。但他却又回到了当年逃离的聚落，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生平包括两次转变；另一天他告诉我的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卡库斯坦说：“我来到了新德里，往后十六年都住在那里。我在堂兄上班的美国公司找到一个小职位，另外我也替一家工会报纸做速记的工作。”速记，这是南印度婆罗门的古老行业，从执行仪式的工作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行业，也是数学和物理才干的另一面。

“我每个月从堂兄的美国公司拿五十卢比，从工会报社拿两百卢比。在工会报社工作期间，我的第二次转变开始发生。

“印度的工会运动遵循甘地哲学的原则：真理与非暴力，责任先于权利，你得先生产才能提出要求。这些道理正是《薄伽梵歌》所传达的，也是印度全国工商总会的纲领。在报社，我们每天工作前都会先举行祈祷会。这对我有不小的影响，我同时也受到马德拉斯地方报《印度教徒》每日言论版宗教专栏的影响。我还读圣雄甘地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