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4/40页）

“你年轻时信仰虔诚吗？”

“我很小的时候会定期造访寺庙，或是跟父母去，或是自己去。我们会前去瞧瞧，四处走走，拜拜神，祈求家运兴旺，学业顺利，经济宽裕。我是个信徒。直到十二岁那年。听了佩里雅尔演说之后，我慢慢脱身。十二岁之后，我还是个信徒，但不再去寺庙。我开始不相信那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我在年轻时读了不少神话，但当我开始明白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把戏时，就没兴趣了。”

他重新谈起自己的生平。“我一九四八年离开了工程学院，当时我二十三岁。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到政府里服务，被派到一个小镇当基层工程师。我成为工程师和在政府任职的事让我父母亲很高兴。

“到了那个我被派去的小镇，我要从一位婆罗门官员接过职位。交接那天，他在家中请我吃饭。他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用完餐后，女仆把杯盘等收到里面去。我听见婆罗门官员的太太告诉女仆说，不要把我用过的杯盘拿进厨房，而要拿到后院清洗，因为那些杯盘被我碰过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

“我是因为有保留名额才成为工程师的。我下决心替类似领域的其他人争取类似的权益，我想要全心全力为这项使命奔走。在职权之内，我做了一切做得到的事——把经费分配到落后地区，在偏远地方建造种种设施。安纳杜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创立了DMK，但身为政府官员，我不能加入。”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了。你没提到这件事。”

“佩里雅尔不太花心思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上，他只关注种姓和宗教问题。”帕兰尼先生把我的问题当作只是打个岔，继续说：“DMK是从他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政治侧翼，然后它开始介入邦和全国的政治事务。当时国大党占优势，十八年后，DMK从国大党手中接过政权。它从原先的分离主义运动，变成了寻求地区自主的政党。我朋友中有许多人——年纪跟我相当的人——正好在政府里担任要职，因此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让许多提升社会正义的措施付诸实际。”

这个瘦小黝黑的人心中积存着好几时代的悲痛和愤怒。在他家族中，他是第一个感到屈辱的人；从他的话听来，他还是家族中唯一投入运动的人。他的愤慨非常强烈，这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我也开始纳闷，这么强烈的怨怼是否还能让他拥有私人生活，是否还能让他在较单纯的情绪互动中过日子。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五一年。”那是跟婆罗门官员一起用餐之后的三年。

“她是什么种姓的？”

“同样是织工种姓，来自附近一个小镇。”

“为什么要同样的种姓？”

“主要是为了让双方父母满意。还有，我父母挑的女孩是我可以接受的。”

“受过教育？”

“教育程度还算好，念完了义务教育。那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步。”

“在某些方面是后退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