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禁锢（第23/39页）

“那婚事是谁的主意？”

“她父亲的主意，我外祖父的主意。”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你跟他熟啊。”

“我跟他很熟。但他现在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如果那时候他是现在的样子，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母亲那时读十年级。对于这件事，我没有问她太多问题。我觉得太痛苦，而且，现在坐在这里，我也不能改变什么了。也许，我不想知道更多只是出于我自己的胆怯。她在学校读完书——婚后，她还在学校待了几个月。最后那几个月她处境很尴尬。大家总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的许多朋友是英国或英印混血女孩，她们都比她大了好几岁。她们之中许多有男朋友，那时班加罗尔有不少英国兵。那是一九四六年。”

在这则到目前为止仿佛是古老传说的故事里出现一九四六年的真实世界令人觉得不安：一九四六年，英国人还在印度，还在班加罗尔的那个驻扎区，但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加尔各答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冲突暴动也即将发生。

我说：“那一年在我听来距离现在还相当近，毛姆⑯的《刀锋》——那本关于遁世者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小说——才出版了一年左右。”

卡拉说：“那本书她很喜欢，她继续读了不少书。本不该有那场婚姻，”卡拉谨慎地用克制的口气说，“他们应该让她随性发展，要是那样，她会是个伟大得多的女人。”

“你母亲没跟她父亲说婚后她在学校很尴尬？”

“我想我母亲不会告诉她父亲这个。

“谈起接下来的这段我也觉得难受。她不能再上学读书了。婚后几年，她根本就是奴隶，为丈夫的大家庭做苦工。都是些体力活，洗衣刷锅之类的。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安排回娘家探望亲人。她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过日子，事情总是由别人替她做主。”

“你父亲对这一切怎么看？”

“我父亲是个安静、随和、温文的人。他家的事都是由年纪大的女人决定的。”

“你外祖父很有地位，怎么会把女儿嫁到这种人家？”

“他们一家声望很好，他们是贵族家庭，别人把他们看作慈善人士。他们大概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家的女人有许多参加了公益组织。她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比她们允许我母亲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这些都是出于双重标准，出于麻木和一点残酷。”

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不让人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活。

不过，我不认为卡拉提到的双重标准是恰当的说法。印度教徒的家庭生活中充斥着种种仪式。就像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需要举行仪式，每个人在有生之年的不同时期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婆婆有责任管束幼小的媳妇，教导那些天真淘气的女孩担起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的新职务，要她们养成顺从的新习惯，教她们对真实世界的苦与泪采取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沿袭中，婆婆要把她们自己做媳妇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受的观念转移到媳妇身上。对幼小的媳妇施以这样的训练被认为是婆婆的德行，至于手段的残酷，无论是多么刻意和多么恣意，都会被看作只是生命本身之残酷的一部分罢了。那家的妇女从事公益活动时，对象应该都是低了好几个阶层、境况悲惨了好几倍的人。她们会有从事公益活动的愿望，也应该是因为她们先被灌输了家庭妇德的观念。至于双重标准，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卡拉目前所处的世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