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4/27页）

新的画作经常都会有所创新，于是我们中间就会展开激烈的争论。比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走进屋，迎面看见一幅画：从一个很低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跪着的女人——角度很低，我们似乎是从地面仰视她。

“显然，”我记得有人评价道，“低角度使女人显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这个女人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显得楚楚可怜。正是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幅画含蓄的力量。”

“也许是这样，”另一个人说，“女人确实具有某种尊严，但不是来自于低视角。显然先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是在说，这个视角看上去低，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眼睛的高度。先生显然是想把我们从那样武断和局限性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他在对我们说，‘没必要总是从惯常的角度来看事物。’正因为此，这幅画才这样发人深省。”

很快，我们都提高嗓门，互相争论着对毛利君用意的看法。我们一边争论，一边不住地偷偷望望老师，而他并不表示出赞成谁的说法。我记得他只是站在屋子那头，双臂抱在胸前，透过窗户的木格栅望着外面的院子，脸上带着饶有兴味的神情。他听我们争论一段时间，便转过身说道：“也许你们应该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做。”听了这话，我们便鱼贯走出屋子，同时嘴里再次喃喃说着对新画作的赞赏。

我讲述这副场景时，意识到毛利君的行为会使你觉得有点傲慢。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总是被人仰视和欣赏的地位，或许就更能理解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了。总是对学生灌输和说教并不可取，在许多情况下，更高明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学生们有机会思考和争论。正如我说的，任何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做法。

不管怎么说，关于老师作品的争论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由于毛利君自己始终不作任何解释，我们便把目光投向我们中间的一员——一位名叫佐佐木的画家，当时自诩为毛利君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刚才说了，有些争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一旦佐佐木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一般就表示争论到此结束。同样，如果佐佐木提出某人的画作有对老师“不忠”的地方，对方几乎总是立刻缴械投降——或者放弃作品，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把作品跟垃圾一起付之一炬。

实际上，据我回忆，我们一起到达别墅后的几个月里，乌龟一次次在这种情形下销毁自己的画作。我虽然很容易就适应了环境，但我这位同伴的作品却经常表现出违背老师观点的元素，我记得我多次替他向我的新同事们求情，分辩说他不是故意对毛利君不忠。那些日子里，乌龟经常神情沮丧地走到我跟前，领我去看他的某幅没有完成的作品，压低声音说：“小野君，请你告诉我，这符合老师的风格吗？”

有时，就连我也恼火地发现他无意中采用了另一种显然大逆不道的元素。其实毛利君的艺术风格不难掌握。那些日子，“现代歌麿[1]”的标签经常用在我们老师身上，虽然当时这个头衔可以轻而易举地授予任何一个专门描绘青楼女子的有为画家，但也确实能够概括毛利君的思想。毛利君有意识地试图把歌麿的传统“现代化”；在他的许多最著名的绘画中——如《系腰鼓》或《出浴》——都是按古典歌麿的方式从背后看女人的。他的作品里还再现了许多类似的古典风格：女人把一条毛巾举到面前，女人梳理长长的秀发。毛利君广泛运用通过女性手拿或身穿的衣物来表达情感的传统技巧，而不是直接描绘女性的面部。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充斥着欧洲风格的影响，歌麿的忠实崇拜者们会认为这是打破传统。例如，他早就不再使用传统的黑线条勾勒物体，而选用西方的色块，以光和影来制造三维效果。毫无疑问，他的核心风格也是借鉴了欧洲画风：对柔和色彩的运用。毛利君希望在他笔下的女性周围形成一种忧郁的、夜晚般的氛围，在我跟他学习的那些年里，他用色彩做了大量实验，试图捕捉灯笼的光的感觉。正因为此，毛利君的画作中总会有一盏灯笼，或虚或实，这简直成了他作品的标记，乌龟来到别墅一年之后，用起颜色来效果完全不对，他心里还挺纳闷，明明记得画上了一盏灯笼，为什么又被指责为不忠实老师的风格呢？这大概足以说明乌龟在领会毛利君的艺术要素时是多么迟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