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第2/4页）

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长中、短篇都有，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很难写，也费力不讨好，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

栗：从“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干净利落的语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或者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石：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就如同我们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了激发创作激情。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转业后，当过公务员，干过电视编导，一切从生活出发，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

石：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她强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比如哲学、文化等等。文学即人学，把人写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么？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她演绎的是过程，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把文学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她要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仅此而已。

关于语言，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语言的修练也不是一日之功，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性格和功力。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准确，努力丰富，尽可能地把你的感情传达出来。

栗：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出现，这对作家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现代时期中的新感觉派、80年代的先锋派等等，在这种大的氛围下，您为什么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直情有独钟？

石：这和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这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如果想改变，那就是嫁接出来的果实，也可能梨不像梨，苹果不像苹果，我们只能叫它“苹果梨”。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包括他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喜欢的书目及他周围的人，对作家的成长经历来说都至关重要。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的大文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许多作家都努力尝试过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我欣赏这些作家的勇气。但实践证明，结出来的果实都有些水土不服。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否则就是一条死路。文学要进步，人类要发展，相互交融、渗透是正常的，但决不是彻底地断裂。这种交融和渗透应该是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