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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别以为你写的是小说，法院就不会受理。现在，小说侵权的官司可多了，这说明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这篇小说，不仅仅损害了我一个人，而且损害了广大教授们的形象。

我说，可笑。

他说，一点也不可笑。你忘了，以前有个女作家，写一个人变成了牛，结果被判了刑？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坏，也不能变成牛，对吧？你们作家，脑子都比较乱，还有一个人，把人变成了甲虫，居然成了大师！就说那个把人变成了牛的女作家吧，虽然她没写真实的姓名和地点，可她还是输了官司。她坐了牢。对方很快把她告倒了，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他没有变成牛。而且他还证明，他根本没干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坏事。当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场景，女作家找了许多老百姓证明对方怎么怎么坏，原告则到乡政府打了个人格证明，证明他政治觉悟高，是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出示证据，法庭似乎难作决定，但原告律师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到底是村民的话有说服力，还是乡政府的公章有说服力？

我说，我知道那件事。但我觉得，那个女作家落入了某种圈套。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去证明什么事情的真假，因为她写的是小说。

他说，你很天真啊。跟你说，在法律上，并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有“文字作品”。

我说，毕竟，法制建设也在进步嘛。

他说，要进步也是向我这边进步，而不是向你那边。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们学校，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都会给我开证明。我每年都被评为全校乃至全市先进教师，就是国家级的奖项我也拿过好几次。我的照片常年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我说，难道你忘了，你跟那个村干部不同，他想证明他不坏，而你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起诉了我，你希望他们给你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你搞了人家女学生并剽窃了别人的书稿么？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跟女学生谈恋爱，是我的隐私，也是我的自由，我和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权力干涉，我抄袭一下别人的书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谁都在这么做，又有什么错？难道你不懂得罪不责众吗？

我说，那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他说，你这是跟大多数人过不去！你孤芳自赏，自以为了不起，你具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抓起来。

他又说，你们作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剽窃的是论文，你们却剽窃了生活。

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