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新亚书院（第2/4页）

不久，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其去任总主笔。书琴力劝其行，谓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维持，幼伟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当加倍尽力。余见彼两人已同意，亦无法坚留幼伟。而赴广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粤不再返。于是亚洲文商之开学，实际乃由余与书琴两人筹划。有时书琴夫人亦在旁预闻鼓励。余即邀在广州新识之张丕介，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恳其来兼经济方面之课务。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随侨大来港，恳其兼任幼伟所遗哲学方面之课务。书琴则任教务长一职。于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开学。时并无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之课室三间，在夜间上课，故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为学生宿舍。

开学后不久，丕介偕其在重庆政治大学之旧同事罗梦册来晤面。余抗战时赴重庆，曾与梦册在政大有一席之谈话。至是亚洲文商遂又获一新同事。又君毅旧友程兆熊，亦来港，亦聘其任教。惟彼不久即离港去台，在台北代为亚洲文商招生，得新生约二十人左右，由台来港。亚洲文商在港新生仅得约四十人左右，至是乃增至六十人之数。

余在港又新识一上海商人王岳峰，彼对余艰苦办学事甚为欣赏，愿尽力相助。遂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赁数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安插自台来港之新生。而余等则在日间赴香港上课，夜间则仍在九龙上课。时为一九五○年之春，即亚洲文商学院开办之第二学期。余与君毅暂住九龙新界沙田侨大宿舍，两人轮番住炮台街宿舍中，与诸生同屋。

三

一九五○年之秋，岳峰斥赀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余遂商之监督刘君，拟改学校为日校。刘君似以此一学年来，学校事皆由余接洽主持，彼不欲再虚膺监督之名。乃告余，亚洲文商乃彼所创办，不欲改日校，亦不愿将校名相让。当由君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创办新校。余遂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其时书琴夫妇亦因台北来邀，离港而去。新校遂由余一人主持。

学校自迁桂林街，始改名新亚书院。桂林街乃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一排皆四层楼，学校占其三单位中之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左右。三楼三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两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得屋四间。前屋两间向南，各附有一阳台，由丕介君毅夫妇分居。丕介后屋一间，余居之，君毅后屋一间，为办公室兼余及张唐两家之膳堂。四楼三单位共间隔成四间教室，两大两小。梦册夫妇由岳峰另赁屋居之。

同事亦大增，吴俊升士选本为教育部高教司长。教育部自广州迁台北，彼亦来港，别与数人创一学校，而为况极冷落。至是遂来新亚任课。又介绍该校同事任泰东伯来任英语课。东伯曾任西方某团体英译汉书事，与余为新识。刘百闵罗香林亦来任课，两人皆旧识。张维翰莼沤在滇相识，曾邀余至其家午餐长谈。余极赏其屋宇精雅，花木幽茜，有诗人之致。至是亦在港晤面。彼谓，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梁寒操新相识，亦来任国文课。卫挺生曾于某年暑假在庐山晤面，彼询余留学何国。余告以年幼失学，未获进国内大学，更无出国机会。彼谓与君虽初见面，然君在商务出版之《论语要略》特在家教子诵读。我两人实如故交，幸勿过谦。余谓此乃实语，非谦辞。彼谓，君未受新式教育，于《论语》一书，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来校任经济方面之课务。又陈伯庄，在重庆相识，曾书柬往返有所讨论。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围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对弈。彼亦来校任社会学方面之课务。兆熊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辞修有戚谊，其返台时，辞修留其居台。但兆熊仍返港，愿与余等同甘苦，来校继续任课。学校无法为彼安排住处，乃举家住郊区沙田。为省交通费，往返十数里，每日作长程徒步。又有杨汝梅，在大陆金融界负盛名，与余为新识，亦邀其来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