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7/44页）

李明睿便以南宋迁都临安为例，讲了一通道理。崇祯皇帝似乎有些动心，但因有其他大臣在场，又不便明言，遂令李明睿等人退出。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及南迁的细节。李明睿称当务之急是要招募一支护送皇帝南下的新军，但朝廷拿不出这笔开支，除非皇帝动用自己的小金库。李明睿大着胆子道：“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

崇祯一听说要自己掏腰包，便很不高兴，于是这次秘密召见不欢而散。

然而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居庸关时，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迁都之议再起，不过这次是明面上的，而且与李明睿之提议大有分别——

朝中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大臣主张送太子朱慈烺南下，于南京监国，而崇祯皇帝该当留守北京，肩负守卫社稷之责。这其实是要求崇祯自我牺牲。崇祯迫于形势，只得装腔作势地道：“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话一出口，又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满腔怨恨之意，溢之言表。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见皇帝不高兴，立即挺身而出，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言辞极为激烈。众大臣揣摩圣意，亦掉转风向，纷纷附和。

然而崇祯皇帝愈加愤怒，因为他的本意是想自己南下，令太子留守北京，不想这帮愚蠢的大臣会错了意。于是，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皇帝越说越气，当场下令将李明睿处死。还是光时亨出面求情，崇祯才就此作罢，但“南迁之议寝矣”。

到了三月，时局愈加不利，崇祯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召吴三桂入关勤王。大臣们遂再次联名上书，请送太子朱慈烺至南京，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来不及回答，光时亨便大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15] ？”

言外之意，是暗示请送太子朱慈烺南迁的大臣在密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退位。众大臣惶然失色，“遂不敢言”，再无人敢提南迁之事。

崇祯既不同意迁都，也不遣太子及重臣去南京，这一决议对后来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入主北京时，完整接管了大明中央政府，将一大批精英官吏收于麾下。后来满清能迅速统一中国，站稳脚跟，也是得益于这批汉人官吏。

大顺军进逼京畿时，南北交通中断，明廷消息亦无法发出。1644年四月初一，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檄，预备率兵渡江，北上勤王。不出几日，便得到了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尽的消息。当时人们还不敢相信，只以为是流言。直到四月十七日，大学士魏炤自北京逃出，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震惊之后，南京大臣亦很快意识到，要延续明朝命运，需立即立一位新皇帝。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包括太子朱慈烺在内，均落入大顺军之手。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三位皇子均下落不明，极可能已为大顺军加害，大臣们遂将目光投向明宗室子弟。当时有不少明朝宗室为避战乱而来到南京，如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隆庆皇帝之孙潞王朱常淓等。于是，各方各派出于各自利益，再次上演明朝末年党争的一幕。

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支持立潞王朱常淓，认为其人贤明谨慎。凤阳总督马士英则拥立福王朱由崧。福王名声很差，号称“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与崇祯血缘最近。立贤派与立亲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南京大臣大都卷入其中。然马士英棋高一着，拉拢了握有兵权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诸将领。南京廷臣集议时，“吏科给事中李沾探马士英指，面折吕大器。马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福王之立，基本上就是一次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