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24/44页）

就在吴兆骞、方章钺被押往宁古塔之时，南方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郑成功称招讨大元帅，率十七万水路大军在崇明岛登陆，开始北伐。郑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洲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直抵南京城下。另一路人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一时江南震动。然胜利在望之时，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全军退回厦门。

郑成功败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满清的荼毒。清廷出动人马，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经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数千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清初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绅，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处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皇失措时，亲到张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也被清廷杀害；情节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为流人。

可叹的是，正是这些流人一手创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关东文化。宁古塔是满清入关前后黑龙江一带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文化贫乏落后，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时，此地汉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书籍。后来满清大量发配汉人到此为奴，流人们带来了大量书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凉的宁古塔变得活跃起来。在流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公推为吴兆骞。他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在流人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

流人们还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吴兆骞到宁古塔不久，便与方拱乾联袂同游“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吴兆骞曾写《天东小纪》一文，方拱乾则写有《游东京旧址》等诗，记述宁古塔风物、古迹以及所闻所见，成为宝贵的史料。方拱乾后来根据其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一书。其中分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部分，是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正值满清在江南大兴“海狱”之时，董鄂妃病死。顺治皇帝痛不欲生，开始沉迷于释道。当年九月，他请僧人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孝庄太后屡劝不止，以烧死茆溪森为威胁，才迫使顺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但顺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

三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养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间多怀疑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并颁诏大赦天下。

大赦令下后，被流放的盐商之子程度渊由于在京师认捐钟鼓楼，获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设法筹集了一笔钱，认修京师前门城楼工程，于是一家人就此赎归赦还[31] 。

方家人走后，吴兆骞的生活更加孤苦艰难。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写下“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乡，殊不知道江南已经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鳌拜等满清顾命大臣崇尚武治，对江南士民的态度较之顺治皇帝更为激烈。

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庄廷私著明史案发。庄廷，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南浔镇人，出身一个巨富而知书的家庭。入清以后，庄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