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14/44页）

第六节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到清朝顺治年间，局面则完全反转了过来，以冯铨和刘正宗二人为例：

冯铨是顺天涿州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曾备受南方大臣打压。明崇祯皇帝定逆案时，冯铨因曾依附谄事魏忠贤，被定为“魏忠贤党”，罪列第二，终崇祯一朝，未能得志。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冯铨、刘正宗二人均凭手段当上了清廷的高官。冯铨善于揣摩执政者心意，摄政王多尔衮对其十分满意，令其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词、歌赋出众，成为顺治皇帝的文墨挚友。顺治皇帝每得著名书画，必经刘正宗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顺治皇帝还常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其手。

江山换了主人，大臣却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冯铨和刘正宗成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脑人物，南北之争依旧在延续。不过清初的党争比明朝更要复杂，清廷不居中调和，反而借势利用，将其当作打压江南士人的工具。

冯铨及其党羽山东淄川人氏孙之獬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素为众人所不耻。以陈名夏[23] 、龚鼎孳[24] 为首的南方官员弹劾冯铨是前朝阉党余孽，曾在天启年间依附大宦官魏忠贤，这才得以爬到大学士之位。冯铨则反唇相讥，揭发龚鼎孳曾经投降过闯王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

彼时摄政王多尔衮掌管朝政大权，当面问起龚鼎孳投降李自成一事是真是假，龚鼎孳竟然回答道：“岂止我龚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说：“龚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当时汉人高官如洪承畴等均是南方人，冯铨一度处在下风，但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公开支持了冯铨一派，不过也未贬斥南方籍大臣，表面上对南北两方的争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实则是支持冯铨。之所以如此，盖因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士族十分警惕。多尔衮执政期间，一向对汉人大臣采取猜疑、压制的态度。南北党争中，南方大臣陈名夏、龚鼎孳均是声名远播的才子，而冯铨则名声很坏，多尔衮公然予以庇护，就是因为冯铨是最早剃发留辫的汉人大臣之一，远比陈名夏、龚鼎孳对满清更为忠心耿耿。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清廷政治气候陡变。顺治皇帝亲政，立即一改多尔衮的政策，对笼络依靠汉人大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顺治皇帝是满清入关后第一位统治中原的皇帝，他幼年即位，受到母亲孝庄太后的严格管教，而朝政大权长期为其叔摄政王多尔衮把持。顺治皇帝成了摆设不说，还不得不有意纵情于嬉戏游乐，以为韬晦之计，避免受到多尔衮的猜忌。在这样险恶政治环境下长大的顺治皇帝，心理极为扭曲压抑。多尔衮病死后，他终于取得了大权，立即表现出暴躁刻薄的性格，开始恣意妄为，完全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

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顺治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为防止诸王大臣因循怠玩，允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

次年六月二十七日，顺治又提出，内三院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二员。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七名大学士中只有两名满人，其余都是汉人大臣，直接参与了制定政策、发布政令等国家大事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