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第二章（第12/23页）

“但是说实在的，因为那个荡妇自己来找我——如果你愿意我这么说的话——向我提出我应该扣除我可能会向你许诺的任何收入——当然，你绝对被列在了我们父亲的遗嘱里，虽然提醒你这件事也没什么可说的！——以此来表示我不批准你的行为，虽然，该死的，你没有任何一项行为让我觉得我不会因为做你的贷方而感到荣幸。至少在这场战争里，因为我没法想象你除了待在现在的位子上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更容易让你报效国家的。但是你知道你的良心对你的要求比对我的要高，而且我敢说这些泼妇对你又撕又咬，以至于你认为自己只要躲进战壕里就很高兴了。但是不要让你自己死在战壕里。格罗比需要人照管，就算你不住在那里，你也得管好桑德斯，或者不管你选谁做你的管家都一样。你给自己的姓氏冠上的可怕的谣言——这也是我的姓氏，谢谢你啊！——让我觉得如果我同意让她住在格罗比，她会让她母亲跟她一起住在那里，那样的话她母亲就可以照管这座宅邸。我敢说她会的，即使是她不得不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是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无论如何，她看起来像是位惹人注目的女子，她的脑袋以正确的方式扬起。我没有告诉那个可耻的女儿，她——也就是她母亲——在送走你以后立刻就在早饭的时候到我这里了，她太伤心了。然后她畏畏缩缩地蜷起身，坐在火炉边，跟我好好谈了谈。[62]你记得吧，园丁戈布尔曾经这么说过。戈布尔是个好家伙，虽然他来自兰开夏郡！那位母亲对她女儿不抱幻想，她真心实意地为了你。因为你走了，她心痛得受不了了，尤其是想到是她的后代把你赶出了这个国家，你打算要……我们还是别说这个词了吧？别这么做。

“我昨天见到了温诺普小姐，她看起来很苍白。不过，当然，我见过她好几次了，她看起来一直都很苍白。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给她们写信。因为你没有回信，也没有告诉她写一份瑞士杂志的文章所需要的军事信息，温诺普小姐的母亲吵吵嚷嚷的。”

西尔维娅几乎能背下这封信的内容，因为在伯肯黑德附近的修道院令人难以忍受的房间里，她曾两次动手抄写这封信，想着要保留一份副本，在某个公共场合使用。但是，现在她仔细想想，觉得这并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她的行为也被这想法压倒了两次。何况，在那之后，那封信——她曾大概扫过那封信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温诺普夫人的事情。马克，用他那种非常天真的方式，担心着那位老妇人，虽然她们现在享受着他们父亲的遗赠，但她还没安定下来去写一本不朽的小说；虽然，他补充道，他对小说一无所知。

克里斯托弗在放射出绿色光晕的灯下读着他的信，前军需官说了几句话，在被提醒提金斯正在读信之后，又陷入了明显的沉默。克里斯托弗的脸毫无表情；他看起来就像是以前在早饭的时候读一封来自统计局的回执。她模糊地想，他是否认为自己应当为他哥哥对她使用的形容词向她道歉。可能他不会。他会认为她已经拆过了信，所以应该为里面的内容负责。诸如此类。在相对的静默里出现了砰砰声和轰隆声。考利说：“他们又来了！”几对夫妇从他们身边走出了房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他们要么太老，要么年轻得笨拙，长着不成比例的鼻子和茫然半张着的嘴。

在克里斯托弗读信的时候陪在他身边，这让她心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她脑海中的图景是马克家昏暗的早餐厅，她在那里和他见面；还有温诺普家住的那栋昏暗的房子外面，在贝德福德公园……但是她还想着她和神父的契约，她看着表，六分钟已经过去了……想到马克，至少是个百万富翁了，可能还不止，竟然住在这么一间昏暗破旧的公寓里——装饰主要是几匹过世的冠军赛马的蹄子，装成墨水台、笔架、镇纸的样子——他只给自己那么可怜的一顿早饭，几片厚厚的火腿和几个流着蛋黄的惨白鸡蛋……因为她，跟她母亲一样，也在马克吃早饭的时候去拜访过。她母亲是因为她刚送走去法国的克里斯托弗，而她是因为，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在连续失眠三个晚上之后，绕着圣·詹姆斯公园散步，经过马克的窗户的时候，她突然想到她可以告诉他哥哥关于温诺普小姐的纠纷，好对克里斯托弗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就在当场，她编造出一种对在格罗比生活的渴望，以及需要额外的收入。因为即使她是个富有的女人，她也尚未富有到在格罗比生活，并且维持它的现状。那座巨大的老房子并没有那么巨大，因为房间的空间有限，不过，根据她的记忆，那里一定有四十到六十个房间，但是因为那片广阔的老地皮，还有马厩、水井、玫瑰走道和篱笆……那是个男人的地方，真的是，家具都非常灰暗，一楼的走廊全都铺了巨大的石块。所以她去找了马克，他正在读他的信，炉火前的椅子上挂着他的《泰晤士报》——他这个人还抱有一八四〇年的老观点，认为读一份湿报纸有可能生病。他那严肃、紧张、棕色木头一般的五官看起来简直就是从一把老椅子上雕出来的，在整个会面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表情。他问她要不要再来些火腿和鸡蛋，然后问了她一两个问题，关于如果她去了格罗比会如何在那里生活。除此以外，他对她所说的克里斯托弗和那个温诺普姑娘有了个孩子的事情缄口不言——出于谈话的需要，她坚持了那个故事的老版本，至少直到那次会面为止。他什么都没说，一个字都没有……在会面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从隔壁房间拿了顶礼帽和一把伞，说他现在必须去办公室了，到那时候为止，他没有对她说任何他在那封信里写的话，在公事上。他说她可以住在格罗比，但是她必须懂得，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死了，他本人是政府官员，没有孩子，有一份适合他的工作，又住在伦敦，格罗比实际上就是克里斯托弗的财产，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他一定也会做到的——他保持它应有的排场。所以，如果她想住在那里，她就必须得到克里斯托弗的授权许可。他又补了一句话，平和得实在太有欺骗性，直到她出门走到大街上才反应过来这句话多么令人吃惊，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