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士兵（第4/8页）

波兰法西斯主义思想令他入迷。在民族遭受打击、成为胜利者的鱼肉的时期，救世论、对民族的使命感、对民族的超民族价值的信念总是像火焰一样迸发出来。在本民族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的时候，人们就总是重温以往到达三个大海的国境线，这样的疆界囊括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令其他民族服从于自己的民族。

安杰伊加入了民族联盟（军事战斗队的延伸组织）、民族主义者学术同盟。加入之后就开始工作——沉重的工作，还和一位友人一起做出版发行工作——这个朋友在给哥白尼雕像献花环的时候牺牲了。他们编辑发行文学月刊，华沙第一份文学杂志。刊物有挑战性质，严肃，但是发人深省和展开讨论——甚至必须以提高嗓门和拍桌子的类似行为来引人注目。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家是民族想象力的组织者，应该为民族服务，统一构筑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我们曾经嘲笑过他们关于民族的绘画般的幻想：画面都是马匹和宁静的波兰内地，到处都是风度不佳的大胡子贵族。

安杰伊总是饥饿，总是睡眠不足；没有一双体面的鞋，穿的是木鞋；还穿着中学时候的衣服，又小，又短，又旧。他的裤子很有名，长度只到小腿肚，到哪儿都挺显眼。谁见过他一次，都永远会记住。

他很想越过布格河，参加他那一派组织的游击战。他的朋友们不允许他干扰上层的决定。结果全部人马都落入了德国人手里。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遇到历经种种处决和审查之后幸存下来的参加者，他们都感到十分懊悔和痛苦，就像每一个失望到极点的士兵那样。

只有一次，我和安杰伊课后进行了一次简短、难堪但可能是真诚的谈话。那天，哲学课是在我这儿上的。一盏很小的电石灯在桌子上呼呼响，照亮了一圈人的脸。安杰伊听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讲课，等到所有的人散去之后，他对我说：

“你那些动作很可笑，你没感觉出来吗？你做笔记挺努力的。”

“怎么了？想学会嘛。”我回答得不太有把握。

安杰伊激烈的语调令我发憷。

“学会！大家等不及你学会的！他们今天就会死去。为了他们不至于死去，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虽然回答了，可是我不情愿。

“你看！”他得意洋洋地大喊，“就是犯错误，”他突如其来地补充说，“我也要犯得正确，像一个战士。”

“可是，不像一个艺术家。”我感到不以为然。

“艺术家！你懂得艺术家的义务吗？苦思冥想的寺院，把衣服都撕烂，等火车的时候用心阅读启示录？！再见！”

他抄起随身带着的小包袱，包袱却散开了，从里面掉出揉皱的破旧衣服。他用手收拢在一起，在头上挥动肮脏的短裤。

“再见！”他说，“记住，诗人必须是战士。如果不能用诗来保护自己，就得用躯体。”

在头顶上方挥动短裤，露出笑容，又面带悲伤——这个印象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个印象在我乘坐紧紧封闭的货车被迫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被闷死的时候，在到了那里之后，在漫长的寒冬之夜，我走到露天观望星星和在天空蜿蜒成为一条带状的、从焚尸炉里冒出的人体黑烟的时候，时时浮现眼前。

关于他死亡的消息，我是从我们共同的一位友人的信里得知的。这个友人是秘密文学刊物《道路》的编辑，在华沙起义之后，他虽然身患肺结核，体重才四十多公斤，但还是从易北河畔的集中营步行回国，回到了华沙。

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不知道安杰伊是怎么死去的。我猜想，也许他渡过布格河第二次出征，民族联盟军团全军覆没了；也许他正在印刷厂为一篇文章排版的时候，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也许他正走在大街上，街上乱抓人，把他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