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53/95页）

“听你这话，像个诗人啊。”威泰克表示同意。

“我们抬着尸体去集中营。我听见身后粗重的喘气声，心想，我女朋友跟着我走呢。一次又一次传来沉重的打人声。就在大门前面，我大腿挨了一刺刀。并不疼，只是觉得热乎乎的。鲜血顺着大腿和小腿往下流。走了几步以后，肌肉发僵，我开始一瘸一瘸的。管押送的党卫队员又打了我前面的几个人，进集中营带刺的铁丝大门的时候，他说：‘你们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这是在星期四夜里。到了星期一，我去了劳动分队，离集中营七公里远。在布迪，扛电线杆子。腿疼得死去活来的。算是休息吧，好好休息！”

“这算不了什么，”威泰克说，“犹太人在路上要艰难得多。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关于行程和犹太人出现了不同的见解。

“犹太人嘛，你们都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啊！”斯塔舍克抢先说，“你可看清楚，就是在集中营里，他们也照样做买卖！在焚尸炉旁边，在犹太人隔离区，到处做生意。为了一碗蔓菁稀汤，就出卖亲妈！有一次我们早晨去特殊行动队，队长在我们旁边，公牛一样健壮，对生活很满意。为什么呢，啊？我的朋友，摩西，就在身边，奸诈的东西。他是穆瓦瓦人，我也是，你们知道，是朋友，又是生意主顾，彼此信得过。‘怎么了，摩西？有点不对劲啊？’‘我收到了家里的照片。’‘那有什么不好呀，很好嘛。’‘很好？你别发火就是了——我把父亲送进了焚尸炉！’‘不——可——能！’可能，因为我把父亲送进去了。他是随一趟火车来的，在焚尸炉前面看见了我，我当时正在整理进毒气室的犹太人队伍，他过来抱住我，亲吻我，问我怎么办，还说他饿极了，火车走了两天，没东西吃。可是分队指挥官嚷嚷起来，不要站着，快干活！我应该怎么办啊！我说：‘爸，您先去，先在浴室里冲个澡，然后再说话吧，您瞧，现在我没有时间。’父亲去了毒气室。照片是我稍后从他衣兜里翻出来的。我现在有这些照片，你说，这有什么好？”

我们都笑了。现在不毒死雅利安人了，不好吗？只要这样就好。

“以前是毒死雅利安人的。”一个“久居”集中营的囚徒说，他总是加入我们的闲谈，“我在这个楼里很长时间了，脑子里记住的事多。经我的手进了毒气室的人太多了，其中就有同一个城市来的同伴、熟人！人的脸已经记不住了，大群的人，一张脸也看不见。但是，有一件事，大概是要记得一辈子的。当时我是急救医务员。我干活不可能很细致周到，谁都知道，没有时间小心谨慎。刮一刮胳膊，或者后背，或者什么部位，用棉球擦擦，绷带一裹，走吧。下一个！甚至连病人的脸也不看一眼。没有人道谢，因为没有什么可谢的。可是有一次我处理了一个化脓性蜂窝组织炎病人，听见有人在门口用俄国话说：‘谢谢，医务员先生。’他脸色极为苍白、憔悴，两腿浮肿，快站不住了。我去看他，送去一碗汤。他是右胯部发炎，整条大腿都是脓疱，往外流脓水，痛苦得很。他哭泣，说到他母亲。我对他说：‘安静。我们也有母亲，可是我们不哭。’我尽可能安慰他，因为他叹息回不了家了。我能给他什么呢？一碗汤，有时候还有一小块面包。为避免被选中，我一直尽可能隐藏这个叫托列奇卡的孩子，可是有一次，他们还是发现了他，登记了名字。不久以后，我去看他，他正在发烧。对我说：‘去淋浴，没什么。没办法。但是，等战争结束，你幸存下来……’‘托列奇卡，我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我打断他的话。‘你一定能活下来，’他坚持说完这句话，‘你一定去看看我母亲。战后肯定没有国境线，不分什么国家，没有集中营，人不再互相残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中的一句。’他强调说，‘最后的斗争，你明白吗？’‘明白。’我回答。‘你去看看我母亲，告诉她，说我死了，是为了没有国境线，没有战争，没有集中营死的。你会告诉她吗？’‘一定告诉。’‘你记住：我母亲住在苏联，远东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列夫·托尔斯泰大街，二十五号。你重复一遍。’我重复了。我找到了营房长沙雷，他能够把托列奇卡从名单里划掉。他却打了我一个大嘴巴，把我轰出他那间屋子。托列奇卡进了毒气室。几个月以后，沙雷也被输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索要香烟。我传了话，谁也别给他一根烟。大家都没给。也许我做得不对，因为他被输送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必死无疑。但是，托列奇卡母亲的地址我记得清清楚楚：苏联，远东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列夫·托尔斯泰大街，二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