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第13/18页)

诗歌在东欧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除了我们提到的米沃什和温茨洛瓦,波兰的赫贝特、希姆博斯卡、鲁热维奇、扎加耶夫斯基,罗马尼亚的斯特内斯库、索雷斯库,捷克的霍卢布、霍朗、塞弗尔特,塞尔维亚的波帕,斯洛文尼亚的萨拉蒙,等等,在世界诗坛都享有一定的声誉。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杰出的东欧诗人往往还是优秀的散文家。米沃什、赫贝特、塞弗尔特、斯特内斯库等东欧诗人都出版过不少散文和随笔集。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散文和他们的诗歌一道,构成了他们完整的创作。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在定居那些所谓的文化大国后,才获得一定的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昆德拉就曾坦言,他写作时,心里想着更加广大的读者群。因此,他才特别看重自己作品的翻译。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选择。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而那些出走的作家,不少又为介绍和推广祖国的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定居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定居加拿大的捷克小说家史沃克莱茨基,尤为突出。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了一定的声名,也有了各种机会,他同人合作,将大量波兰诗歌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不仅帮助波兰作家,也竭尽全力帮助其他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曾得到他不少帮助。事实上,在欧美,有一批来自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常常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且米沃什始终坚持用波兰文写作,始终强调自己是波兰作家。史沃克莱茨基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流亡加拿大,在加拿大创办了68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捷克文学作品。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就这样读到了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霍朗、塞弗尔特的不少作品。史沃克莱茨基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写过不少长篇和短篇。他的代表作《懦夫》曾让他跻身最优秀的捷克作家的行列。

一九八九年后,东欧国家都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少作家也有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但奇怪的是,这二十年里,我们反而没有见到什么杰出的作品。那些有一定价值并产生了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们在过去,甚至在社会主义阶段完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不太自由的环境里,不少杰作问世了。而在自由的环境里,反而没出什么作品。

当然,这是个复杂的话题。过渡和转轨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竞争激烈,生存面临巨大压力。用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内格里奇的话说:“目前,他们尝到的只是自由的苦涩。”如此情形下,作家们都面临或陷入各种困境,都会表现出各种焦虑和浮躁。在焦虑和浮躁中,是难以安心地写作的。也许,还需要时间。

对于东欧文学,中国读者向来有着极为亲切的感觉。这同我们曾经相似的历史和共同的道路有关。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读者就读到了显克维奇、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东欧作家的作品。李石曾、鲁迅、周作人、周瘦鹃等都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和介绍事业。在此情形下,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赵景深、施蛰存、冯雪峰、林语堂、楼适夷、巴金、朱湘、孙用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大力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外,还组织翻译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塞尔维亚文学概观》等重要文章,为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此,莱蒙特、普鲁斯、聂鲁达、萨多维亚努、伐佐夫、参卡尔等更多东欧作家被译介到了中国。甚至还有为数可观的东欧文学作品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中包括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莱蒙特《农民》(4卷)这样恢弘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