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4/21页）

我一次又一次地猜想，文学已被许多人认为无用且无关紧要，我们如今对文学的讨伐，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渴望从错综复杂的整体中移除所有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不悦的东西，移除所有不合我们规范或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容易、更契合我们能力与掌控范围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拒斥文学就是拒斥痛苦与困境，而它们便叫作生活。盲目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似乎觉得，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加上技术，我们就能永远生活在幸福之中，拒绝长大，拒绝痛苦，将自己埋身于那些制造出一种永恒可能性的幻象的自助类和指南类书籍，这些书让我们相信，虽然所有的证据指向的都是相反的方向，但如果你更努力，幸福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如果我们直接跟着这简单的五步走，我们就会获得安全感。我们一直都在急切地寻找灵魂的阿司匹林——快乐药，这与伟大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提到的东西颇为相似。米沃什借用了另一位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伊洛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名词，他描写了欧洲的某个颓靡社会，全能的中国蒙古军队聪明地向那里的市场散布了一种“穆尔提丙药丸”并借此入侵了该地，这种药丸使人进入一种安详漠然的状态，“对任何抽象问题都无动于衷”，其中就包括了本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饥渴”的艺术。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成了“过了时的蠢东西”。在一个同我们相似的社会，正是穆尔提丙药丸和快乐药杀死了我们直面生活的渴望。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思考我女儿在医学院时告诉我的事：病人将死的一个征兆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

我们应该教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平和需要受到搅扰；鼓励自信与独立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耽溺是有区别的，在后者看来，所有人、所有事都是自我的反射，它会让我们无法成长；只要他们害怕创伤，他们仍然会成为受害者：他们的压迫者会再一次得逞。十八年来，我经历了一场革命、一场战争，见证了我身边的人受到的谋杀和迫害。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在警报和炸弹之间，我们都在阅读，因为我们想要搞清楚这些无意义的暴行，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读普里莫·莱维的集中营回忆录，读安娜·阿赫玛托娃[149]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50]——他们的诗记录了苏联最黑暗的时刻——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托妮·莫里森，读西尔维娅·普拉斯和菲利普·罗斯，我们也读那些在无法想象的痛苦面前显示出非凡勇气的平凡人。借由阅读，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认识痛苦和恐怖，而且了解到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在所有的恐怖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好好活，尽情地活。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抵抗战争之恐怖的最佳方式就是，“即使战争几乎要了你的性命，也要竭尽所能地去感受，因为这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美国的精英都担心美国的数学落后于中国，但他们应该开始担心的是，美国一个更加根本的、始终被认为是美国之力量的方面正在落后于人：即勇敢面对所有挑战的能力，不论多么艰难或令人生畏。在巴基斯坦，一个名叫马拉拉的女孩为了能够学习阅读和书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重燃这种渴望？我们许多的孩子面对历史和文学时都与文盲无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哀叹又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他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

如果高校真的对反对“特权与压迫”感兴趣，他们就不会只是教孩子这些伟大的虚构作品，他们会让孩子们意识到，一场真实而严重的反种族主义与反压迫的斗争正在美国上下各个贫困街区进行着。他们会鼓励学生去了解生活的真相，就从一件简单的事开始：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权项目所说，“双重隔离”[151]学校的数量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不减反增。我们难道不该好奇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反倒退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