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3/21页）

数年之前，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在大屠杀纪念馆对本·金斯利爵士[148]进行了一次采访，后者慨叹道，我们在为年轻一代屏蔽痛苦，教他们避开悲剧。这种打算把所有震动我们心灵的事物当成讨厌的东西消灭掉的企图，才是我们社会真正的危险——而那些让我们直面自己、直面世界的书籍和电影并不是。鲍德温曾为那些黑人与白人在枪口下游行示威争取自由，他曾冒着被套上枷锁投进监狱的危险与种族隔离奋勇斗争，我相信，他在最漫无边际的梦中也想象不到，这些人的子孙后代会惧怕阅读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受尽苦难、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就为了让我们成为这样一群胆小鬼吗？苏珊·B.安东尼和哈里耶特·比彻·斯托想得到她们为女权做的努力会沦落到这一步吗？假若我们连阅读或书写创伤都承受不了，我们如何真正地面对创伤？那么，面对那个因为参加了聚会而被逮捕、鞭打的伊朗小女孩，面对那个女儿被恐怖分子绑架、卖作奴隶的尼日利亚母亲，或面对那个就在我们眼前出事的被掳走、强暴、囚禁数年的美国小女孩，我们要说些什么呢？我们是否要告诉他们，我们无法承受听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

霍尔顿·考尔菲德极为珍视的那种天真并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免于暴力与残忍。“你以为你的痛苦和心碎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鲍德温在《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Tell Me How Long the Train’s Been Gone）中写道，“但接着你开始阅读。恰是书籍让我知道，最折磨我的东西，恰是将我与所有活着的人或所有曾经活过的人联系起来的东西。”

一个人可以、也应该对受伤害的人抱有同情，社会应该尽一切所能帮他们得到治愈，但应对创伤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成为急救中心。解决方法不应是力图将痛苦从课堂里尽数删去。知识不曾给过人慰藉，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曾在书里找到目标与理想，因为书变得更坚强——一言以蔽之，获得接受生活的能力或改变生活的渴望。不是那些包裹着美满结局之糖衣的故事，而是那些挑衅的、艰辛的、时而还让人痛苦、能够带来启发的故事。但如今一方面我们每天赞颂电视真人秀上惺惺作态的创伤（甚至有些频道上所谓的新闻也成了某种形式的真人秀），另一方面，年轻人天天都在接触网上或电视上的性与暴力，但这些不过是赝品：我们要面对真实的伤痛、面对生活，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一直在想那些经典的童话故事，它们也是充满了恐惧、仇恨和痛苦的，每一样都经历过，才会有信心、爱情和喜悦作为奖励奉上，奖励他们在重压之下表现的聪明才智，奖励他们捱过了大大小小的苦难。这些故事里讲到吃毒苹果，被巨鲸吞没，或被遗弃在黑暗森林里等死。想想被邪恶女巫用糖果和巧克力做的漂亮房子引诱的韩塞尔和葛雷特，他们被甜蜜和安全的幻象诱惑，不料却发现女巫不过是想用烤炉把他们烤了。韩塞尔和葛雷特不得不离开家所提供的安全，面对黑暗。如果他们想带着宝藏回家，他们就不得不学会分辨幻象的危险，想出反抗的办法。孩子透过这些故事学习，就像他们如今透过哈利·波特的冒险故事学习一样，学会变勇敢，学会分辨伪巫师并与他们做斗争。如果年轻人失去了恐惧与学习的意愿，那他们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需要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将痛苦与冒犯远远隔绝在外？为什么他们——就此而言，应该说是我们——那么容易受冒犯？在这个大灰狼拥有那么多伪装的世界里，年轻人要如何保护自己？鲍德温提醒他的读者，他们应该留心虚构作品，因为它是通向真相的道路。但毫无痛苦地获取真相绝无可能：“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自己的痛苦，那么他也能尊重他人的痛苦，如此，我们就能短暂但出奇有效地为彼此减轻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