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11/30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人要是觉得死期将近，就会说他要“去西部”了。第二天，人们发现里夫斯死了——他在旅馆房间里自杀了，独自一人。

在里夫斯悲剧的死亡之后，卡森试图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这或许是处理烦恼与痛苦最简单的方法了。与此同时，她身体上的病痛继续折磨着她。她几乎无法坐着，一直被血液循环的问题折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她都必须抬起左腿，直直地在身前举着。她一度被告知必须截肢，但她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她知道了，她得了骨癌。尽管如此，她从没有停下四处旅行的脚步，没有停止写作。

虽然她的身体残疾越来越严重，剧烈的疼痛一直折磨着她，但卡森·麦卡勒斯还是很忙碌，她太忙碌了，事实上，她的工作量能让一个健康无虞的人都能因为极度疲劳而病倒。她拼命写作，终于出版了一部新小说，《没有指针的钟》。她还写了一部剧本，《奇妙的平方根》（The Square Root of Wonderful）；一本诗集，《像酱菜一样甜，像猪一样干净》（Sweet as aPickle and Clean as aPig）；她在未出版的回忆录《神启与夜之光》上花了很多工夫；写了为数众多的随笔和文章，甚至参与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戏剧与电影，还为一部以《伤心咖啡馆之歌》为脚本的音乐剧填了词。在手术与写作的间隙，卡森腾出充裕的时间社交，和友人保持联络——优秀的老式美国的坚韧性格，向生活和死亡挑衅地竖起中指，而今天，对这样的态度，人们鼓励得太少，也欣赏得太少了。

1967年春，她离世数月之前，卡森来到爱尔兰见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他正在将卡森的《金色眼睛的映像》拍成电影，主演是伊丽莎白·泰勒和马龙·白兰度。这一邀请让她激动万分，每天早晨醒来她都怀着对爱尔兰的热爱，重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31]，因为它也是以爱尔兰为背景。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安排，她终于在1967年4月出发了。从香农机场到休斯顿的宅邸，她必须乘救护车。不过她喝着波本威士忌，抽着薄荷烟，决心好好享受。一大群人想拜访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在起床会见众人的间隙，她读乔伊斯、奥凯西[132]和叶芝。她甚至口授了《一封给爱尔兰的情书》。回去的时候，人们依飞机客舱的尺寸制作了一个塞着海绵的大垫子，它可以摆成一张躺椅。先是让她登机，一将她舒服地安顿妥当，爱尔兰航空公司就为头等舱乘客们开了一瓶香槟，众人一起为这位著名作家干杯。

尽管她身心都遭受了种种痛苦，但麦卡勒斯还是保持了某种青春，这在她最糟的时候救了她。在生活中，她幼稚、自我且穷困，依赖他人的陪伴和照顾。或许，除了《心是孤独的猎手》，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将这种天真与幼稚、这种“被延长的青春期”——她一次又一次地援引这个表述来描述生她养她的南方——如此完美地集中展现出来。而且，她再也找不出别的书，能将这种幼稚的急躁、朝气、韧性和短暂的成长之痛与她深爱的祖国，美国，如此明确地联系起来。

[130]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国剧作家，作品有《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

[131]《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威廉·理查德·瓦格纳所创作的歌剧。

[132]即肖恩·奥凯西（Seán O’Casey），爱尔兰剧作家，作品有“都柏林三部曲”等。

9

1949年，麦卡勒斯在《周刊报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孤独……一种美国症”。虽然它篇幅短小，但我逐渐将它当成了她的信条，多年以来，我总是会回头重温这篇文章。她写道，美国人“喜欢孤身一人去厘清事实。而欧洲人安于家庭的羁绊，严格地忠于等级制度，对美国人天生的精神孤独他们所知甚少。欧洲艺术家喜欢结成团体或艺术流派，美国艺术家则始终坚持特立独行——不仅像所有思想创新的人一样不随社会大流，而且在他自己的艺术领域内也是这样……不论在乡间生活的田园之乐中还是在有如迷宫的城市里，我们美国人始终都在求索。我们徘徊、追问。但答案潜藏于各人心中——对我们身份的答案，我们驾驭孤独的方式，最终在孤独中找到归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