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3/24页）

当下教育界的时髦流行词有些让人不快。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更高等的思考技巧”。学生都是“全球经济下的工作者”，需要“为就业和升学做好准备”。在这个科技友好时代，我们被告知学生都必须接受“数据驱动教学”，并且都需要成为“以依据为基础的学习者”，熟悉“关键学术概念”。然而他们的确需要想清楚——“以依据为基础的批判性思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更多的事情，一位大学教授极富表现力地形容道：他们需要老师去“搅和他们”。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应该让学生舒舒服服的。应该给他们思考和求知的渴望，要求他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单单抓着一支笔在纸上照搬“正确”答案。

我最近偶然看到了一位名叫科琳·邦迪的语文老师写的文章，她参加了为实施《共同核心》而办的培训课程，用麦肯锡式的术语来说即是一个“教学范本”，我这才开始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何小说会被边缘化、被认为不合标准：小说太主观了，不够“以依据为基础”。给九年级和十年级上《葛底斯堡演说》的教学范本里有一连串“基于文本的问题”。老师们禁止跟学生讲述演说的背景，一位培训员告诉邦迪，最好给文本“一份客观冷静、严密严谨的评价”，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将背景框架暂时移开’”。老师们接到指示，不能问学生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葬礼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无疑正是《葛底斯堡演说》的发表场合。这样的问题触及了“个人体验和观点”，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在一系列步骤中，引用大卫·科尔曼的话说是，学生们被“要求将注意力停留于文本的范围之内”，之后，就可以要求他们就演说的结构写一篇随笔。同样的枯燥方法被应用于所有“信息型”文本，他们认为，要是老师们足够严格地要求学生提取信息，学生们也足够勤奋努力地搜寻、汇集信息，文本所蕴含的“依据”就会自己说话。这种“冷静客观的阅读”，一位名叫耶利米·查菲的高中老师写道，“模拟了标准化考试的环境，考试要求学生们阅读从未见过的材料，然后回答一些关于短文的多选项问题。”他补充说，这样的“教学法让学校变得极度无聊。它不要求学生们将昨天读的东西和今天读的东西，或者语文课上读的东西和科学课上读的东西联系起来”。诚如一位批评者所抱怨的，这就是“对类固醇[106]的新批评”。

读者与文本或文本与背景之间将不再有互动，单要求学生收集客观“依据”，而所有的主观解读都不受青睐。有没有人觉得小说——恰恰充满了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一个没人爱的拖油瓶？我们来推敲一下这个“范本”里推荐的教学方法。在一个理想的课堂上，所有的学生读了《葛底斯堡演说》之后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吗？“依据”会把他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吗？

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我们不是在应对一场由政策制定者、亿万富翁和商会共同参与的阴谋，而是在处理某种更险恶、更让人难以招架的事：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模式的产物，是一种态度，而坦白来说，它绝对是想做好事，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跟教育领域水土不服，新标准看起来就像乔治·福·巴比特先生和他那些讲求实际的好朋友思想的结合，这是巧合吗？尤其是共和党，表现得像是非要阻止奥巴马政府为少数人和穷人的教育提供资金不可，同时还要求大幅削减教育经费和全国人文学科与艺术捐赠基金会的开销，可恶至极，都不值得一争。据《高等教育》报道，在保罗·莱恩[107]最近为2015财政年度提的预算案中，他“建议大幅削减众多国内社会项目开销，包括削减‘佩尔助学金’、学生贷款和研究经费的预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