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14/16页）

我相信，所有伟大的艺术与文学，所有人类的丰功伟业，都是建立在这种微弱而又最持久的希望之上。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做人类恒久经历的见证者和史学家，为我们曾经活过提供“确凿的佐证”。写于公元前441年的戏剧《安提戈涅》的主题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两难困境，是遵从个人节义所向、安葬兄长——她的兄长对王国发起了叛乱——还是听从一种更公共的正义的概念，服从国王，也就是她叔叔的法令，任其尸骨暴露腐烂、不得安葬，她被困在了这两者的压力中间，这一主题在今天以各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被重演，甚至被改编成最受欢迎的故事形式，出现在了《波士顿法律》和《妙警贼探》的剧集里。假如今天我们需要小说，这已不再是因为我们需要逃避现实；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带着新鲜的眼睛，或者如托尔斯泰说的，“擦亮了的”眼睛，回到现实。

六年前，我在一栋索然无趣的政府办公大楼里做了一个公开宣誓，但其实在许久之前，我就已成了美国公民，那是我刚开始在想象中的美国地图上循迹探索的时候，我开始的地方是多萝茜的堪萨斯和英格斯[30]姐妹的干燥农场。美国是移民之国这样的话已是老生常谈，甚至现在也没错——它的人口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组成，这些人带着故乡不安的魂魄来到了这里，使无家之感成了美国人个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较其他国家，美国更多地成了一个流亡与迁居的象征，一个选择家乡的象征，而人们本该只是生于某个家乡而已。

第一批移民者和他们的后代毁了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家园，他们使一些人无家可归，同时将另一些人强征为奴。但他们的可取之处是造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在美国开国者的想象和他们体现的人文精神中，存在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让后世得以质疑和颠覆前人写下那些建国文件——《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环境，如此，后来的男男女女们，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1]、亚伯拉罕·林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安东尼[32]、小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也会作出类似宣告的人，才坚持着新的自由，并提醒着我们——正如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极其精辟准确的说法——“不是选举给了民主生命，而正是我们的民主社会给了选举生命。”这对我来说，则是想象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重叠的地方。我就是这么跟我的孩子讲述我对美国的看法的。如果你相信你们的国家是建立于一场梦的实现中，那么一个显而易见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没有想象，你如何梦想？

对于无家之感和绝望，对于生的无常和死的必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和痛苦，想象并无解药。但是它让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记录也可以拒绝这不公的发声方式，我们不接受事物当前的样子就是明证。甚至于，不论我们生活在何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自身。甚至于我们居住的家也可以由我们后花园的另一个世界来定义——让它成为多萝茜的奥芝、爱丽丝的仙境或山鲁佐德的房间，我们必须去那里旅行，好把自身和他人都看得更清。

故事源远流长——自历史破晓，它们便与我们同在——但它们需要在每一代人中透过新读者的眼睛和经历用新的方式被重新讲述，这些新读者同在一个相同的空间里，在这里，人们看不到政治、宗教、族性或性别的界限——这是一个想象共和国，世上最民主的共和国。每当一个作家被剥夺了演讲的自由，千百万读者也就被剥夺了阅读他的自由，那些他可能告诉我们的事我们便不再能了解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忍受和反抗暴政的诗人的声音会是良知的声音，它提醒着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可能有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也没有一部刑法能够保护文学不受真正的罪恶侵害。”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这样说：“尽管我们可以谴责对文学的有形镇压——迫害作者，审查内容，焚毁书籍——但说到对书最严重的暴行——不读书，我们也变得无能为力。为这罪过，一个人将付出整个人生作代价；若犯下这罪过的是一个民族，那它将以历史偿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