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13/16页）

我第一次萌生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是在快要写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时候。那时，我想过给这本书起名《成为美国人》。我不想我的读者以为，我们读的书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些书受到伊朗道德警察的反对和禁止。我想要他们知道，这些书在美国也极其重要，因为那么多的小说人物所要求获得的自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种不理会社会、不理会他人对他们要求与期待的自由，一种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自由。我选择将目光聚焦于三部小说，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篇，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想法非常着迷：哈克这个抗拒“根”和传统这些概念的人，成为了那么多美国小说没有家的主人公的鼻祖。为什么是这三本呢？做这选择实属不易。在一开始给出版商列大纲的时候，我挣扎着将要做讨论的书单削减到了二十四本。但很早我就让哈克占据了整个故事，正如此前的洛丽塔一样。我把这本书视作关于哈克·费恩的美国和他在小说界的后辈的故事。我选择将关注点放在这两本小说上——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它的主人公具有一种反哈克的特点，他渴望地位、认可以及所有物质成就的外在标志；以及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书中有一群孤独颓靡、格格不入的人，渴望着与他人的联系，他们在一个建立于憧憬而非满足感的世界里茫然无助着。我本可以再挑出几十本——梅尔维尔、海明威、佐拉·尼尔·赫斯顿、唐·鲍威尔[27]、纳撒尼尔·韦斯特[28]，以及其他所有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篇章呼喊着的人只好等下一本书了。我想要止步于20世纪60年代，因为紧随着这十年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从社会和政治现实，从美国小说的方向来说，都是如此，此时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语境了。我感到，作为作家和人权运动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标志着我所认为的美国小说的古典时期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启，他是担当这个标志的最佳人选。决定将后记献给鲍德温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将在极大的程度上向我展现当前的真相、它的危机和我对它未来的希望。

在我阅读、思考和回忆的过程中，我开始看到鲍德温与吐温之间的关联，这种相似性鲍德温从未承认甚至暗示过，它不是因主动选择而出现的，它的存在是对其他不知不觉甚至不被需要的相似性的确证。因为，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写作中，詹姆斯·鲍德温都是一个“具备多重色彩并经过复杂混血的混血儿”的后裔，而吐温曾跟这“混血儿”攀过亲。

从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将诗人赶出了他的“共和国”[29]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想象对掌权者来说是危险的，诗人不同于主流的眼光总是离经叛道且不可臆测，总是在颠覆权威、颠倒众生。正是带着心中这样的想法，我在新世纪的黎明开始了对这本书的写作，它一开始便带着怀疑、焦虑和一种危机，这一危机远超过立时可见的经济危机。写这本书并非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希望，我指的并不是一种纯粹昏了头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信念——一旦你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重要的，你就能带着十足的决心去往那里。我在伊朗的经历为我重新定义了希望，它与简单的乐观主义已经截然不同。存在于我脑中的东西，与瓦刺拉夫·哈维尔所捕捉到的最为接近，他曾说：“希望是一种思想的状态，而非世界的状态。希望，在这一深层而强烈的层面上，与因为万事顺利而产生的欢喜并不相同，与对显然能够斩获成功的事业的投资意愿也并不一致，它是一种只因为某件事是好的就为它付出努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