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第4/5页）

在许多伟大的拉美小说中，盲目存在于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中心——以《族长的没落》为例，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残暴的独裁者，他被自己的权力所孤立，他的权力既腐化了他，又摧毁了他。就像所有现实生活中的暴君一样，他拒绝现实到了将其完全扭曲的地步。他不仅对现实视而不见，而且真的将每件他不能容忍的事、每个他不想看到的人都消灭掉，以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虚构代替他们。当他的情妇（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教他读书写字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印刷新闻全是谎言和捏造：他的人民都成了他噩梦中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做判断的能力，也不再记得真相。当他死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在秃鹫开始落在他身上之前，都不愿接近他的遗体。真相是，我们是自己错觉和偏见的奴隶，是我们想听、想看的东西的奴隶，这在现实生活中比在虚构世界里更为严重。真正的暴君，佛朗哥、希特勒和其他许多死了或至今仍活着的人，就利用了我们对幻想的热爱，利用了我们从幻想中获取的慰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社会就不会为幻想和捏造所害。我们人类能够做最好的事，也能做最坏的事，我们的历史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不在乎，如果我们不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看，从前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很轻易地失去。

对他人的视而不见不正是现实世界里所有罪恶的根源吗？假如奴隶主看到了奴隶们真实的存在——跟他们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类，奴隶们还会遭受这样的暴行吗？假如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不论肤色与偏向，都将他人与自己同一视之，他们还会以上帝之名谋害无辜之人吗？如果斯大林的亲信看到并且承认了审判秀背后的现实，斯大林劳改所还会存在吗？难道我们非要将他人贬低为非人，不去听、不去看他们真实的样子，好给他们施加苦难吗？在所有这些残暴行径中，你都能听到《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提出的那个令人难忘的问题，它在其中反复回荡：“你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

纳博科夫在其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天赋》中谈论了“一个关于生活本身不得不模仿正为它所谴责的艺术的恰当例证”。我最近想起这个是因为我又重温了爱丽丝的故事，发现自己被一种其他千百万读者必定也都感受过的感觉攫住了：那种“爱丽丝就是我”的模糊的兴奋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她预言了我，不是比喻性的，而是以小说的间接方式，让我到处游走、搜寻和发现我自己的结论。来自任何文化的伟大小说都能预言读者，这其中既有那些同时代的人，又有那些出生于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的人。一个生活于19世纪英国的小女孩的虚构经历怎么会成为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经历呢？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的小女孩——她生活在20世纪的伊朗。

爱丽丝跟山鲁佐德、小王子和匹诺曹一样，始终陪伴着我。在伊朗，当我成为一名教师时，我一边教《爱丽丝》，一边教《一千零一夜》。我给学生们介绍文学理论，讲授现实与小说间的本质关系，告诉他们，爱丽丝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不凡特性，正是这种小说的颠覆性本质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自满，挑战我们长久以来的偏见，给我们机会质疑自己、质疑世界。山鲁佐德让我们想到，故事是如何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并成为不朽的。来到美国时，我发现自己又在教《一千零一夜》，我发现，在她和哈克贝利·费恩的故事里有那么多关键的线索对于织就人生的织锦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意识到，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生活在何种体制之下，基本的人类本能和需求举世皆相同，基本的人类权利处处都适用。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需要讲述和阅读故事——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我们需要一直更新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准备好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