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词评(第15/27页)

(五)读温飞卿词札记

唐词不始于温飞卿,然至飞卿而词始为文人之文学。飞卿以前,文人为乐曲撰歌辞,多是声诗,或曰歌诗,即有依声为长短句者,如李白之《清平乐》、杜牧之《八六子》、刘禹锡之《潇湘神》、白居易之《忆江南》之类,殆皆视为偶尔从俗,无关风雅,故不编入诗集。李白集中有《清平调》词三章,而无《清平乐》四章,其取舍可知矣。飞卿少时与公卿家无赖子弟游宴狎邪,“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当时饮席所歌,多是其词。又值宣宗爱唱《菩萨蛮》词,飞卿为丞相令狐绹捉刀,撰歌词进呈。文人撰词,身价斯重。《金荃》一卷,实为有唐词集之始,亦词为士大夫文学形式之始。

苕溪渔隐谓“飞卿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云“飞卿词极流丽” 。然飞卿绮语实自李长吉得来。唐诗自陈子昂至韩愈已日趋平淡质直,长吉以幽峭昳丽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义山、温飞卿承流而起,遂下开“西昆” 一派。飞卿复以此道施于曲子词,风气所被,西蜀南唐并衍馀绪,遂开“花间” 、“阳春” 一派。

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词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无李长吉,则李义山未必能为《无题》、《锦瑟》之篇,温飞卿亦未必能为《金荃》、《握兰》之句,唐词面目必不有《云谣》、《花间》之缛丽。试取《云谣集》以外之敦煌词观之,此中消息可以体会。故温飞卿于唐五代词实关系一代风会,而其运词琢句之风格,又李长吉有以启发之也。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 此言甚可寻味,盖唐词之兴起,其轨迹与梁、陈宫体诗固宛然一致也。

飞卿生平事迹,两《唐书》本传均甚简略,其仕履尤有牴牾。《花间集》称温助教,史传皆不言其尝为国子助教。近有夏臞禅先生撰 《温飞卿系年》,钩稽群书所载,排比推论,约略可见其踪迹。然于飞卿生卒年月,犹以史籍无证,未能确定。其以元和七年(812)为飞卿生年者,仅据开成五年《书怀百韵》及《感旧陈情献淮南李仆射》 二诗中语,推定其为飞卿年三十左右所作,因而上溯三十年,折中于元和七年。又系年止于咸通十一年(870),飞卿五十九岁,则因飞卿有《赠蜀将》诗,自注云:“蛮入成都,频著功劳。” 又据顾学颉君考云:“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成都则在本年。此诗不必即作于本年,盖蜀将著功,未必即回长安而相晤也。” 夏君因云:“飞卿诗可考年代者,此为最后,足证其此年尚健在。” 按:南诏入寇西川,两《唐书》所载,仅大和三年(829)侵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引去。以后则咸通三年,南诏蛮陷巂州,去成都尚数百里。至咸通十一年,南诏坦绰酋龙督众五万,进攻成都,次于眉州。西川节度使颜庆复、大将宋威等破之,酋龙乃率师退归。此役也,南诏军亦未入成都。惟《南诏野史》载“咸通三年,世隆(即酋龙)亲寇蜀,取万寿寺石佛归。” 又云:“咸通十年,隆遣使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囚,归成都俘三千人。” 据此可知咸通三年,南诏军曾侵入成都,万寿寺正在成都,所谓“归成都俘” 者,咸通三年所掠去之成都人民也。此事唐史失记,飞卿诗注明言“蛮入成都” ,乃以咸通十一年末入成都之史事证此诗著作年代,又以证飞卿“此年尚健在” ,皆未审也。温飞卿墓志宋时已出土,《宝刻丛编》卷八著录云:“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弟庭皓撰,咸通七年。” 据此可知飞卿卒于咸通七年(866),终于国子助教,此不得谓之“史籍无证” 也。惟《全唐文》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温庭筠《榜进士邵谒诗榜》一文,则其卒必在十月六日以后。惜墓志全文不传,不能详其年寿略历,生平遂无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