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14/17页）

南宋后期词坛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为代表，继辛词之后劲，作词主题鲜明，情感强烈；一是以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为代表，持姜词之衣钵，作词意致绵邈，声情美丽。从辛派后继者的情况看，虽是爱国之作，但与辛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已不尽相同。辛弃疾所处的南宋中期，政治基本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北上抗金、收复中原的条件初步成熟，故其词多慷慨激昂之声。而刘克庄等人所处的南宋后期，比金更强大的敌人——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已崛起于漠北，在攻金的同时也开始威胁南宋，国内因奸臣贾似道当权，政治黑暗腐败，复兴之事已属渺茫，故他们作词在高喊“男儿西北有神州” 的同时，更多的是忧愤悲凉之音。宋元易代，陵谷变迁，刘辰翁等人开始转向多借时序抒发悲感，厉鹗所谓“送春苦调刘须溪” （《论词绝句》），说的虽是刘辰翁，则也道出了当时词坛内容多系“送春” ，感情多系“苦调” 的特点。在艺术上辛词的后继者基本没有脱出仿效的窠臼，虽不失慷慨豪放之气，但粗豪叫嚣、走腔落调、过于散文化的毛病逐渐显露，正如仇远所云：其时“腐儒村叟，酒边豪兴，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吹、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与言词哉” （《词源疏证原跋》引）。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如冯煦所指出：“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 （《蒿庵论词》）

至于持姜词之衣钵者，作词大都苦心经营，如吴文英就曾论词云：“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见《乐府指迷》）这种求协、欲雅、怕露、避怪的创作主张，固然使其作品字面妍丽，结构绵密，境界幽邃，但也同时露出晦涩堆垛的弊病，令人难测其中之所有。王沂孙词也是如此，他擅长以曲折隐约之笔，寄寓深沉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在意境上虽不乏“深” 、“厚” 的一面，然时有“专寄托不出” 的毛病，要理解与欣赏，非得用心揣摩不可。而同时周密、张炎的词风则颇流丽疏爽，但他们的作品都词才有余而词心不足，正如周济所说：“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 （《介存斋论词杂著》）“不肯换意” ，乃是因为感情单薄，题材狭窄，因此即是想换意，也是无意可换。他们的词不是没有故国之思，也不是没有身世之感，但往往是软弱的，伤感的，甚至是颓唐的，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如张炎的《月下笛》词，题序中虽注明了“动《黍离》之感” ，但作品里却没有什么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多的是对残破的旧梦的追念。由于感情跳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故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常常只能以磨砻雕琢，装头装脚，逐韵凑成。这种只求文辞声情，不在意境上用力的弊病，也是南宋后期醇雅派词人的一个共同现象。所以，随着张炎的落魄而死，宋词也就结束了它的辉煌生命。

四

本书共收两宋一百家词人的三百二十首词作，与浩如烟海的全宋词相比，只是以蠡测海。我们的编选原则，一是尽可能兼顾到在不同阶段对词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流派和代表性词人；二是既把握住大家，也不偏废有佳构的小家，力求历代传诵的名篇不致遗漏。尽管整个宋代词坛的创作风貌难以在本书中全面体现，但读者至少可从一斑窥全貌，在欣赏名篇佳作的同时，对宋词演进的大体走向有一个概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