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13/17页）

南宋中期，孝宗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 后，数十年间，已无大的战事。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当时临安的繁华富丽以及节日的热闹游乐场面，要远胜于北宋的汴京。在这种情势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复兼济为己任，冷静地面对当时政治现实，以词为武器，进行着愤激的呼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虽还不至于完全忘怀国事，但创作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自伤身世，或流连光景，或咏物酬唱。南宋中期词坛因此形成了豪放与典雅两种词风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馀首，为宋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个。在他之前，东坡词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约，只能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弃疾则不同，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报国之怀与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时代的追求与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悲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辛词也有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二是引进古文手段，以丰富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容纳更广泛的题材，抒写更复杂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厚，反映现实之深刻，两宋词坛无人可与辛词相比。

辛弃疾为人豪爽，有燕赵侠义之风，加之他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英雄经历，并始终把拯救国家与民族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所以他在将自己的生性气节与主要的创作精力投注于词后，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沉雄豪壮的词风，成为“上掩东坡，下括刘、陆” 的“词坛第一开辟手” （陈廷焯《云韶集》）。与其同时或稍后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戴复古、黄机、刘克庄、吴潜、陈人杰及宋末元初的刘辰翁、文天祥、刘将孙、汪元量等皆宜接受其影响，豪放词因此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取得了与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

姜夔与辛弃疾同时而稍晚，互相间曾有过唱和。他一生往来于苏、杭、扬、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骚人之间，过着清客的生活。与上层社会既富贵又高雅的生活情趣相适应，他形成了自己清空骚雅的词风，因而我们读其词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感觉，一是词境超尘脱俗，清冷空灵，令人神观飞越；二是感念时世，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喊，抒写恋情，与脂粉气、妮子态完全绝缘；三是采用江西诗法来谋篇布局，造字炼句，用笔中时时透出清劲峭拔之气。无怪乎王国维要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人间词话》）。

姜夔所处的词坛基本上笼罩在两种词风之中，一是以辛弃疾为首的雄健驰骤的词风，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曼妙的词风。前者大声镗鞳，不免流于粗豪叫嚣，后者富艳典丽，不免流于靡俗软媚。白石自标清空骚雅之一格，避免了两家弊病，从而使宋词进一步归于圆熟。这种词风由于在当时有追求风雅的社会风尚为基础，所以很快形成一个醇雅词派，并崛起于南宋词坛。以姜夔为宗者，有张辑、卢祖皋、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其影响所及，直至清代浙派。当然，白石词的弊病也是明显的。从内容看，其词虽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但因一直在风雅的圈子里生活，与同时代的豪放词人相比，内容还是显得相当的贫弱。后之学姜者，更是落到空虚之中，从而造成了南宋词坛“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 （陈洵《海绡说词》）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