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6/8页）

一个人民被称为黄种人的国家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奋斗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领航员看着我们，好生奇怪。“我见过更糟的呢。”他说道，“我两次接受再教育，见过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他曾试图坐船逃离越南，被判有罪，须接受再教育。前两次逃跑，他没带家人，希望先独自冒险逃到一个能让他赚钱寄回家的国家，希望他的家人靠他的钱能活下去，或者，希望一旦确认逃跑线路安全，他的家人可靠他的钱逃离越南。但这次，他带上了妻子、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儿女以及三家姻亲家人。他认定，第三次逃跑一旦被抓，会被送到北边一座集中营接受再教育。迄今，被送往那里接受再教育的人杳无音讯。因此，他带上了一大家族人：要么一起经公海逃出去，要么一起命沉大海。

“成败概率多少？”邦问领航员。南越时，领航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邦相信他的判断。“五五开吧。”领航员答道，“因为，迄今为止，外逃的人中只有一半有音讯。至于另一半，稳妥起见，就当他们没有成功，死了。”邦耸耸肩。“情况听起来已够乐观。”他说道，“你怎么看？”他问我们。我们望向天花板。桑尼和酒仙少校平躺在天花板上。上面的壁虎被他俩吓得了无踪影。他俩如今习惯了异口同声说话，此刻又齐声道：“想想，人最终要死，这个概率可是百分之百。你们活着逃出去与死在海上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可是相当理想。”他俩的话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丸。我们将目光转向邦和领航员，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邦和领航员将我的严肃点头视为我开始变得正常的一种表现。

接下来两个月，亦即等待逃离越南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补充完善前面写的东西。越南几乎所有物资商品常年匮乏，但不缺纸张，因为周边人个个被要求定期写检讨。就连我们，一个检讨书写到已无可写的人，也不例外，而且须呈交当地干部，由其审查。重返西贡至今，我们什么也没做，即便如此，仍须检讨。因此只得绞尽脑汁，发挥想象，编造些事情。尽是鸡毛蒜皮，比如，在某次自我批评会上不够积极、热情不高。这么写倒也可应付过关。每次写完检讨书，总会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

时间到了逃离越南的前夜。我们用藏在背包底部夹层里政委给的金子支付了邦和自己的逃离费用，将政委也有的用作密码的书放入藏金子的地方。我们带的东西中，书第二重，第一重是手稿。手稿就算不是我们的遗书，也算是我们的证词。我们能留给世人的也只有这些文字，它们最能代表我们，向一心想代表我们的人说声“不”。第二天，与先前成千上万逃离革命的难民一样，我们将奔向大海。按领航员计划，第二天下午，散在西贡的几家人将装作做一次不到一天的短途旅行，离开各自的家。他、他的妻子、邦、我们将坐客车，花三个小时，前往南边一个村子。有戴一顶圆锥形遮阳帽的渡工在村子的河边等候。接头时，问的暗语为“能送我们去参加叔叔的葬礼吗？”答的暗语是“你们叔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将登上小船。背包始终不离我们身。橡皮箍箍住的书和没装订的手稿已用防水塑料布包住。渡工将划小船过到河对岸的村子，领航员家族其他人在那里等着与我们会合。大家逃离越南坐的一艘拖网渔船将泊在河的入海口，该船能载上一百五十人，他们将几乎全部藏在舱里。“舱里会又闷又热，”领航员警告说，“而且又腥又臭。”船舱原本只能容五十人，一百五十人挤在里面，加上没通风口，一旦船员压上舱盖，呼吸将变得极其艰难。然而，比稀薄空气更沉重的是，我们知道就是宇航员的生存概率也比这艘船上的人生存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