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7/10页）

“嗯？”

“假如我告诉您，我实际上是欧亚人，不是美亚人，这会有区别吗？”

系主任和善地打量着我，拿出了烟斗。

“没有区别，亲爱的孩子，没有丝毫区别。”

回家路上，我在一家杂货店旁停车，进去买了白面包、萨拉米香肠、塑料瓶装的一升伏特加、玉米淀粉以及碘酒。感情上，我更喜欢用米磨成的粉，而不是玉米粉，不过后者较易买到。我回到家，放好东西，将列有我东西方特质的纸贴在冰箱上。在美国，穷人也有冰箱，更别说享用自来水、冲水马桶和全天候供电。在越南，连一些中产阶层也享用不到这样的设施。既如此，在美国，我为什么还觉穷呢？这或许与我的居住环境有关。我住在底楼的一室户，光线暗淡。最显著特点是，房里弥漫着肚脐眼屎气味。我是这么写信告诉姑妈的。邦一如既往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坐在红色绒布罩面的懒人沙发里。他整日价窝在房里，只在晚上为勒—勒—勒—勒—阿门牧师看守教会时，才走出房门。勒—勒—勒—勒—阿门牧师拯救灵魂，也“拯救”（节省）金钱(9)，因此，给了邦这份晚间零工。为了证明一个人既能听从上帝也能听从玛门(10)，牧师用根本不够交税标准的现金付他工钱。邦领的是无须报税的现金，因此，还可继续领取救济。领救济，他没觉难为情，反倒理直气壮。拿着微薄薪水为国家服务了那么久，打了一场美国人执意要打的战争，他明白过来：授予他什么勋章，不如给他救济。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他只有认命。他能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身背肩扛八十磅重装备急行军三十英里，再用手枪步枪命中靶心，比电视上任何一个戴面具涂光油的摔跤手更能经得起摔打。但在这里，没有人需要他这种人。

领上救济的当天，邦会用现金买回一箱啤酒，用食品券买回够吃一周的冷冻食品。今天就是如此。我打开冰箱，拿出他分给我的啤酒，去到客厅和他呆在一起。他已经机关枪似的连喝了六罐啤酒，将空罐像扔弹壳扔在地毯上。此刻，他躺在沙发上，拿着第七罐冰啤酒支在额头上。我则将身子陷在房间最精致的家具——一张补丁摞补丁但尚能用的休闲椅里，打开电视。啤酒，无论味道还是色泽都像婴儿尿。邦和我一如既往，闷闷地喝，一直喝到昏昏沉沉睡过去。就在夜与晨，如女人下半身与上半身，交汇之际，我醒了，嘴里难受，像含了一块海绵。一个被砍下的巨大昆虫的头冲我张着口，令我毛骨悚然，定睛细看，原来是木壳电视机，机子上面两根天线耷拉下来。电视在播放美国国歌，画面上星条旗迎风飘舞，叠现着紫色的巍峨群山，直击云霄的战机。终于，荧屏一片雪花，电视机嘈嘈杂杂。我这才一步步挪往卫生间。卫生间门看似一张没牙、满是苔藓的嘴。之后，我回到仄逼的卧室，爬上下铺。邦早躺在上铺。我想象着自己与邦仍像军人一样睡在军营的上下铺。但唐人街附近只有儿童家具专卖区有卖这种床，在俗气的家具店里。经营这些店铺的是墨西哥人，或者是看似墨西哥人的人。南半球的人在我眼里都一个模样。我这么说，估计他们不会光火，因为他们也当着我的面，一口一声“中国佬”叫着。

一个小时后，我仍无法入睡，于是跑到厨房，一边吃萨拉米香肠三明治，一边再读一遍昨天收到的姑妈来信。“亲爱的侄儿，”姑妈写道，“来信收悉，非常感谢。最近这边天气恶劣，甚凉，风大。”信里零零碎碎，什么都写，比如她费事劳神种养玫瑰，伺候店里顾客，去看病结果一切都好。不过，有一个无比重要的信号，亦即“天气”。这暗示，敏的信里还有一封用精磨米粉制作的隐形墨水写的暗信。第二天，邦要去帮拉蒙牧师清扫教会，几小时后才回来。趁这期间，我用水溶解碘，再将溶液涂到信上。一系列紫色墨迹的数字显示出来。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理查德·赫德《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中哪页的哪行的哪个字。这套密码由敏选定，委实巧妙。这本书自然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书。敏的密信告诉我，越南人民斗志昂扬；国家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但有序稳妥；他的上级满意我的情报工作。他的上级没理由不满意。逃亡美国的越南军政人员，除咬牙揪发外，就没其他作为。其实，这种情况几乎不需我暗信报告，我还得用玉米淀粉加水调制隐形墨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