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自白书（第3/8页）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未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又要赌了？”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他只关心这些。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做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作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