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38/53页）

每个人都有独自在教堂般的寂静中为自己的离去和死亡做准备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再次清空自己的灵魂，使之变成一种人之初的童年时代那样空灵、虔诚的模样。就在这时，拉扎尔有一天动身去了罗马。那时，我自己也正好达到孤独的节点，那一刻我必须要进行一段漫长的旅程。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能有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但是却没有。最终，或是临近终点时，人必须孑然一身，遗世独立。

不过在这之前，我娶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因为这是事情的顺序。

有一天，下午四点钟时，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妻子接的。那时她已经获知了一切，知道我正在癫狂的等待中相思成疾。她就像对待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那样对待我，已经准备好做任何牺牲。但是到了真正的时刻，她却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牺牲：她抵抗到了最后一刻，试图留住我。然而到了那时，事实已经证明，另一个女人更占上风，我也随她远走他乡。

她拿起话筒，问了一句什么。我当时正背对着电话坐在书堆当中。我能从她颤抖的声音中听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一刻就是我的等待和紧张结束的时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准备等待的那一刻。她拿着电话无声地走到我的身旁，把电话放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然后离开了房间。

“Hello[38]”，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尤迪特的声音。她讲话的方式是如此做作，就好像她已经忘记了匈牙利语怎么说一样。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火车站附近一个宾馆的地址。我放下电话，找出帽子和手套，便起身下了楼。当时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却唯独没有想过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走下这道楼梯。那时我还有汽车，车一直停在房子前面。我开车去了那家吉凶未卜的郊外旅馆。尤迪特在大厅里等着我，站在一大堆行李中间。她穿了一条方格裙子，一件淡蓝色的羊毛上衣，手上戴着昂贵的手套，头上还戴着一顶旅行帽。她是那样舒适地坐在三流旅馆的大厅里，就好像这整个场景——包括她的离去和她的归来——都只是我们讨论过的某个环节。她向我伸出手，显出一副淑女的样子。

“我应该待在这里吗？”她边问边向四周看了看，毫无疑问是指这间旅馆。看样子她是想让我来做出所有的决定。

我把钱交给门房，让他把行李搬进我的车里。她一言不发地跟我上了车，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她的行李很漂亮，一系列皮质提包，英国货，还带着并不完全熟悉的外国旅馆标签。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与她重逢的第一刻，那些漂亮的行李包是如何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扭曲的满足感。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用为尤迪特的行李箱而感到尴尬。我径直把车开到了岛上的大酒店[39]，给她订了一间房。我自己则在多瑙河畔订了房间，并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吩咐家里人把我的衣服和行李箱送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踏入过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就这样持续过了六个月，我的妻子待在家里，尤迪特住在岛上的酒店里，我自己则住在多瑙河岸边的酒店里。然后我便和妻子离婚了，并在第二天娶了尤迪特。

在那六个月里，我很自然地跟世上的一切都中断了联系，中断了不久前还与我有着直接关联的人际联系，就像一个人属于家庭一样。我继续去工厂工作，但是在社交圈和被称为“世界”的另一种更嘈杂、更日常的社会群体里，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对我发出邀请，带着伪装的善意、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和好奇之心。人人都想看一眼叛逆者。他们企图把我拉进一个个沙龙，那里的人们看似在谈论着别的事情，却总是对我保持着一种留意而讽刺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一个随时可能说出或做出某种惊世骇俗事情的疯子一样：这类人虽然有点可怕，但却很有趣，能够娱乐别人。那些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则企图带着一种神秘的严肃来找我出去，他们暗下决心要“拯救”我。他们给我写过信，去我的办公室找过我，还与我进行过深入灵魂的诚恳交谈。但最终，他们都感觉受到了冒犯，然后把我交给命运，任我自生自灭。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在谈及我时，都表现得仿佛我犯下了贪污罪或道德放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