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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极小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近在咫尺，除了从肮脏的气窗上透过来的一些光线外，没有其他光亮。她的生活不需要光亮。为什么?她也发誓拒绝电力的罪恶?她生活中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后果：她住在纽瓦克，一无所有；他住在旧里姆洛克，什么都有，除了她。他的好运也该对此负责?穷人对有钱人和占有者的复仇。所有那些自称的穷人，那些善于表演的丽塔·科恩，都尽力把自己想像成父辈最坏的敌人，注意模仿在那些最爱她们的人看来最讨厌的东西。

她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夸依克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后来才知道，她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1943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下面的橘黄和褐色的三角边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XXXX，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唯一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将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也认为这不该由他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她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是——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这正当的白痴行为在于他所确定的目标。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我不知道。她是谁?”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1968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乌黑头发，像个非洲人。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我只讲真话。”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