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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恩一夜又一夜流着泪上床睡觉。“她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她问瑞典佬。“如果有人要挑战你的权威，你怎么办?塞莫尔，我完全迷惑了。这是怎么了?”他对她讲，“实际上，她是个有顽强意志的女孩，有主见、有事业心。”“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是个坏母亲吗?”“你是好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母亲。这不是原因。”“不知她为何这样对待我。我不明白自己对她做过什么或者她认为我对她做过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从哪里来?我管不住她。不认识她了。我以前认为她很聪明，现在一点也不。她变得愚蠢了，塞莫尔，我们每次谈话后她反而更加愚蠢。”“不，她只是对人有些粗鲁莽撞，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她依然很聪明，十几岁的孩子都这样。这是因为令人不安的局势变化，与你或我都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随意地反对一切事物。”“全是因为口吃，对吧?”“为她的口吃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们总是这样。”多恩说，“她因为口吃很恼火，她因此也没有什么朋友。”“她总是有朋友的，还很多。而且，她已战胜了口吃。口吃不是原因。”“不，是原因。你决不会战胜口吃，”多恩说，“你会总是处于恐惧中。”“那说明不了现在的问题，多尼。”“她满十六了——这是原因?”多恩问。“那么，如果是的话，也许很大部分原因是的话，我们尽最大努力使她熬过十六岁。”“但是，当她过了十六岁，她就会到十七岁。”“她十七岁时就不同了，到十八岁又不同。情况在变。她会有新的兴趣，她将上大学——有学业上的追求。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好。重要的是常和她谈谈。”“我不行，不能和她谈话。现在她甚至连母牛也嫉妒，疯得太离谱。”“那么，我多跟她谈。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她，也不要向她让步，哪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话题也要保持和她交谈。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也不要紧。你不可能指望说的话马上就有效果。”“但她的回答要产生效果！”“别去管她怎么回答。我们不得不对她讲我们必须讲的，即使这种谈话看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要画条线，不画线，她就不会照规矩办事。画好线，她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照办。”“假如她仍然不呢?”“多恩，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理智、坚强一些，不要丧失希望或信心，她总有一天会战胜这种对一切都反感的心理。”“她不想战胜。”“那是现在，是今天，但还有明天。我们所有人之间有一种联系，这是重要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她，只要我们不停止交谈，明天就会到来。当然，她令人发疯，我也不认识她了。如果你没有让她耗尽你的耐心，如果你继续和她交谈，不放弃她，她最终会复原的。”

尽管看起来没有希望，他还是谈啊，听啊，保持理智。这场战斗似乎不会终结，他很有耐心，只要发现她太出格便画线约束。不管她在回答时公开表示出何等恼怒、怎样的嘲讽、刻薄、难以捉摸和虚情假意，他还是坚持询问她有关政治活动、校外情况、新交的朋友等事情，语气温和但执着，这使她恼火。他向她打听星期六到纽约去的情况。她在家里总是随意地高声大叫——她还是个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孩子，一想到她在纽约可能遇到的那些人他便感到惊慌。

纽约话题之一。“你到纽约干什么?到纽约见谁?”“我干什么?去看看纽约，这就是我做的。”“梅丽，你干些什么?”“我做所有人都做的，逛商场，女孩子会干什么?”“你和纽约的那些热心政治的人搅到一起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你刷牙也是政治。”“你和反对越南战争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了。你是去见他们?是或不是?”“他们是人民，是的。他们是有思想的人民，他们中间有些人不赞—赞—赞成越南战争。他们大多数不信—信—信奉战争。”“那好吧，我刚巧也不信奉战争。”“那么，你有什么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多大了?他们以什么为生?是学生吗?”“你为什么想知道?”“因为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星期六你都独自一人到纽约去，并不是每家的父母都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走这么远。”“我去参……我，你知道，那里有人、有狗、有街……”“你带回家这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材料，带回来这些书籍、传单和杂志。”“我想学学。你教我学习的，不是吗?不光是读书，而是要学。共—共—共产党的……”“是共产党的。那上面写着共产党的。”“共产党人的思想也不全是共—共产主义。”“举个例。”“关于贫困、关于战争、关于不公平。他们有各种思想。你是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你只有犹太教的思想。是啊，共产主义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