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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回顾那些时带着明显的无动于衷，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仍然有所洞察和感知。那十年里，当很多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带着永恒的冷漠和荒凉，好像在凝视一道深渊，对斯通纳来说，那副表情就像他行走其中的空气一样熟悉，他仿佛看见了从孩提时就熟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绝望的信号。他看到，好人都落入缓慢、绝望的衰落中，当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憧憬崩溃时，人也随之崩溃。他看着他们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行走，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片般空洞；他看到他们走向后门，带着走向刑场的人才有的那种苦涩的自豪，讨要能让他们继续乞讨所需要的面包。他见识过好多人，他们曾经昂首阔步，很有身份感，因为自己作为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倒闭的某个机构的终身雇员享有的那点可怜的安全，他们怀着嫉妒和痛恨兼有的感情看着他。对于这些觉悟，他从不声张，可是对这种在很多方面打动他、改变了他、深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共同痛苦的洞悉，以及对这种共同困境毫不声张的伤心，永远不会离他生活的任何时刻太远。

他还想到欧洲的纷扰，犹如一场遥远的噩梦。1936年七月，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政府而叛乱，希特勒又煽风点火把这场叛乱引向一场大战时，斯通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这种噩梦般的景象感到恶心，从梦中逃进这个世界。那年秋季学期开始时，那些年轻些的助教已经不怎么谈别的事儿了，有些人高调宣示了想参加志愿军的意愿，要为保皇派而战斗，或者去驾驶救护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们中有几个人其实已经采取行动，提交了草率的辞职报告。斯通纳想起了戴夫·马斯特思，昔日的失落焕发出新的烈度再次袭来。他又想起阿切尔·斯隆，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那种渐渐强大到盖过那张喜欢冷嘲热讽的脸的慢性痛苦，以及驱散了那种严峻本身的慢慢腐蚀的绝望——他想，他现在明白了，说来微不足道，斯隆忧虑的某种徒劳感。他已经预见到向前延伸的好多年，知道最坏的东西就要来了。

正如阿切尔·斯隆曾经做的那样，他意识到了把一个人的自我完全托付给这些毫无理性和黑暗的力量纯属徒劳和浪费，这些力量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不知的终点。同样，像阿切尔·斯隆不曾做过的那样，斯通纳缩回一点小小的距离来怜悯，来爱，所以，他没有被自己所观察到的那股洪流击着。像在其他危机和绝望时刻一样，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深植在大学这个机构里的审慎的信仰。他心想那虽然没有多少，但知道这是自己拥有的全部了。

1937年夏，他感觉研究和做学问的古老激情再度焕发出来，怀着学者好奇和解脱的充沛精力，这是一种既非青年也不是老衰的状态，他又重返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的那个唯一的生活。他发现，即使在绝望中，自己都没有太远离那种生活。

那年秋季，他的课程安排尤其糟糕。大一作文四堂课分布在一周的六天里，间隔宽到有好几个小时。在劳曼克思当系主任的那些年，他给斯通纳安排的课表，连刚刚进来的助教接受起来都会很勉强。

在那一学年上第一堂课的那天，斯通纳大清早就坐在办公室，又看着打印得干干净净的课表。昨晚他深夜都还没睡在读关于中世纪传统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研究文章。那种兴奋感一直持续到早晨。他看着课表，一股莫名的暗火从心里升起。他凝视了会儿前面的墙壁，又瞥了眼课表，独自点了点头。他扔下课表，把大纲扔进废纸篓里，走到房间角落的文件柜前，拉出最上面的抽屉，随便看了眼里面的牛皮纸袋，然后抽出一个。他迅速浏览了一遍纸袋里的稿纸，这样翻的时候还悄悄吹着口哨。接着，他合上抽屉，把纸袋夹在胳臂底下，走出办公室，穿过校园去上他的第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