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黑寡妇”来袭（第2/5页）

起初实在很难拉下脸接受整个影展是场骗局。原来这是一群骗徒打着影展名义向印度各部门申请经费，而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拿到钱之后便卷款潜逃。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精心策划的骗局。影展开幕式本该在我抵达当日举办，当地多数报纸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页报道珍·康萍参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么典礼，只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电影人，在珍·康萍的房里一边喝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电影人选择留在房里，他们锁上房门，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务的餐点过活。他们看见我时，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虽略有迟疑，但还是帮他们安排了日间观光行程，直到他们搭机返回伊斯坦布尔为止。看着他们因为影展“筹办人”的行径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为那些筹办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国同乡，所以我内心觉得自己也该多少负点责任，至少确保他们接下来待在德里的时间能玩得尽兴。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