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分居伴侣（第3/4页）

“但我没办法在沙滩上走路。”我说。

“我们会帮你。”

“用跳的方式真的很难移动，而且很不舒服。我们可以开车去其他地方吃吗？”

“你可以的啦。”

“我真的没办法，我很痛。”

最后我们走回车上，在一家又一家餐厅之间绕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一家里欧看得上眼。 “我们去雅法旧城好了。”他如此提议。雅法旧城是徒步区，待车子停好后，我低头垂肩坐在副驾驶座上，觉得疲惫不堪。膝盖附近传来一阵令人心神不宁的刺痛。我虽强忍痛楚，但自认实在无法在坚硬石阶上跳动。饥饿的基兰与玛亚此刻又在后座开始争吵。我哭了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无人理解我难以在一条腿受伤的状况下参与这趟远足而哭，还是因为我觉得里欧对我毫不体谅而哭。他向来不喜欢看见他人生病无力，还会避免探视生病的亲戚。每当我暗示自己体力不堪负荷、虚弱，或无力面对某些特定情况时，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哭泣有一部分也是出于困窘与罪恶感，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扫了全家人的兴致。但我真的无法下车，我告诉孩子们，会在车上等他们在旧城区用完晚餐。

里欧坚持要我下车，他说他会扶我走路。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办不到，我不可能走得到餐厅。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我至少该试试看再说。

此情此景令我想起过去身处绝境却无人听见自己呼救的种种经历。

我们开始歇斯底里地争吵。极度烦躁的里欧把车开离雅法，往路线沿着特拉维夫边界延伸的二十号公路开去。“我很痛。”我泪眼婆娑地说道。

“也许你该去看医生。”里欧缓下车速，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南边一处阴暗破烂的小区旁，街上满是垃圾。“我要叫救护车。”他说。但我无法等他把话说完，密闭的车内空间令我喘不过气，丑恶的争执污染了我们之间的空气。我打开副驾驶座车门踉跄而出。“别出去。”里欧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靠着街灯站在街道上，我感觉附近亮着灯的破烂多层楼建筑里，有许多双眼睛正盯着我看。玛亚与基兰也下车陪我站在昏暗街灯下。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医生亲切地询问我的状况，问我哪里不舒服。最后他们评估出我的状况还不需要上医院。

接着某件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一辆警车突然闪着蓝灯出现。几位本来在路边住宅阳台上看着这悲伤场景的好事埃塞俄比亚女孩看见警察出现便快速奔下楼，我不知道她们对警察说了什么，总之她们的证词让形势恶化。我们被要求开车跟在警车后头，前往附近的警察局。

如此古怪的情节转折令我困惑不已。我向警察恳求，表示我们不希望在警局度过这个晚上，我们不过是吵了一架之后，情况有点失控罢了。但警察说他们得问里欧几个问题，我被禁止与丈夫一起返家。

最后我在午夜时分带着基兰与玛亚离开特拉维夫，在警方要送我们离开警局回到车上之前，我本想与里欧说几句话，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泪模糊了视线，几乎无法开车。我们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等止痛药药效发作。我的心情无比沉重，自觉羞愧且毫无资格为人父母。

还好我们开的是辆自动挡的汽车，我用健康的那条腿缓慢地把车开回耶路撒冷，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这才意识到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出门时我把我的钥匙放在餐桌上，落在最后的里欧负责锁门。当时我心想既然会一起回家，便无须带着钥匙。我把熟睡的女儿放在花园桌上，要我昏昏欲睡的儿子暂时帮忙照看，我则去打电话到阿默思家。谢天谢地，住在附近的他们刚好有一副备用钥匙。

第二天里欧打电话来，要基兰去某个地方跟他会面。他指示我们的儿子用他的小行李箱装上几件衣服、牙刷与笔记本电脑带去给他。他对基兰解释他必须离家一段时间，他不愿跟我说话，只跟儿子说会安排在周末与他及玛亚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