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4/37页）

我不相信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美国杂志中的广告宣传惯用的方式。的确，当和美丽的舷窗图景无关的我们上岸时，这座岛向我展示了它自己。巴巴多斯岛是平坦的，由于甘蔗田和人群而显得破败。虽然人们在这座岛屿上生活、耕种了数百年，这里仍道路狭窄，木房子非常小，仿佛轻轻地坐在平坦的地面上，显得脆弱。岛上到处都是小孩子。

孩子们是黑肤色。不是特立尼达岛上的那种混血肤色；巴巴多斯没有印度人或亚洲人。但在英国待了六年之后，在海上漂了十三天之后，突然遇见这样的巴巴多斯，我觉得眼前的与其说是风景，不如说是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和本以为已经埋葬的过去。过去的渺小，渺小的羞耻：它们不是身为作家的我可以轻易承认的。它们是写《狂欢夜》《安吉拉》和《伦敦生活》的作家以为永远抛在了脑后的事物。我很高兴早晨（与人合搭一辆出租车）的游览结束，我得以回到船上。

仿佛船是一个庇护所。第二天早上船把我带回我自己的那座岛。上岸后，我发现一切都缩小了，和巴巴多斯一个尺寸。但是比巴巴多斯更沉重的是，我看到的鲜少是风景，而是个人旧痛。六年前（在那个年纪，成年人的六年可以算是半辈子），西班牙港的一切都染上了告别的光华：弧形街道，木屋，大叶子树，低矮的商店，北部山岭在清晨和下午的光线中一成不变的风景。一切都染上了离开的兴奋，以及长途旅行去胜地的兴奋：纽约、南安普顿、伦敦和牛津。一切都染上了写作生涯和大都会生活的希望和幻想。如今时隔六年，我想到曾被抛下的生活正等待着我。它缩小了，我觉得自己也随之缩小。

我已经开始了写作生涯。但是我写的两本书都还没出版；我看不到前方的路，看不到其他的书。六年前，我只是个男孩，追随着梦想，没有背负什么责任。如今我父亲已去世，留下了债务和家庭责任。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我连自己都很难扶持。我只有一种新发现的才能。我唯一能做的事，唯一能照顾自己的方式得在英国才能实现，英国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作家能糊口的地方。我在等待书出版的同时，写电台文稿和新闻。

六周后我离开了。一九五○年带我去英国的奖学金给了我回程船票。第二次去英国的旅费是我自己付的，从我微薄的存款中取出的珍贵钱。我乘另一艘香蕉船离开，经过牙买加。我从金斯顿下船，三天后在安东尼奥港上船。船在港口装运香蕉——记忆中海岸线是绿色的，深绿的植物仿佛在悬于墨绿大海的湖之中。我的心痛起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以致无法欣赏风景。接着船带我北上，驶向英国冬天正日益变短的白昼。

空荡荡的船航行在冬天翻腾的灰色海面上，我并没有介意这环境。其实我还算喜欢冬天，喜欢这戏剧性，喜欢它和我热带童年的对比。是另一端的不确定性让我不安；知道自己在两端的“地盘”都不一定靠得住也让我不安。没有了奖学金；旅途结束时没有了模糊而温暖的牛津和写作；没有记笔记。没有了安吉拉和伯爵府的住所；没有了带着地铁噪声的大城市中心的感觉。我不再住在宏伟的伯爵府，搬到了基尔伯恩工薪阶级的房子里，那儿灰蒙蒙的几乎泛黑。我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和其他人共用厕所和浴室。

船上有一个英国酿酒商，魁梧的老人。我知道他是酿酒的，因为听到他对别人说起。当他在香蕉船上的小图书馆借书时，我也听到他向事务长报上名字和头衔。虽然船上就我们几个人，他还是报上了头衔。酿酒商、三四个英国女士、一个牙买加黑白混血儿和我。女士们一起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