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自我与生俱来的智慧（第3/4页）
让社交型次级自我出马，消除误差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因其在决策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们对行为经济学的众多贡献中，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揭示了人类推理的不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假设美国正在为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这种疾病预计会夺走600人的生命。现有两种对抗该疾病的方案。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200人会获救。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
那么，你倾向于使用哪种方案？
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在两个选项中，对于预期存活人数都有完全相同的“期望值”，即600人中的200人。两个选项的区别是：方案A给出了一个确切的获救人数，而方案B充满了不确定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大多数人（72%）都选择了确定性更强的方案A。
但他们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人们习惯选择更确定的方案，重要的是下一步——他们给另一组受试者同样的亚洲疾病问题和选项，但是选项的表述方法略有不同。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400人会死亡；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但有2/3的概率将导致600人全部死亡。
那么，你倾向于使用哪种方案？
关键的一点是，在逻辑意义和数学意义上，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两个选项对于预期存活的人数也都有同样的期望值——600人中的200人。唯一的区别是，选项是以损失而非收益的方式进行表述的。然而，在面对这两个选项时，有78%的人选择了方案B。这种偏好的改变似乎揭示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偏差。
在亚洲疾病问题中出现的偏好逆转，常常被用于证明人类的非理性，这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的核心假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并不是人们不擅长数学，他们只是在处理数学意义上的相同决策时表现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非理性偏差。
然而，让我们从进化的角度再做一些侦察工作。我们知道，人类的祖先生活在100人以下的群体中，而且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为了理解大数值而设计的。请记住，人类的祖先是不会遇到这样的大数值问题的。
决策科学家王晓田认为这个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可能是进化史上的新发明，因而未能激活我们与生俱来的逻辑能力。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就像是让不识字的人写作，或者让本书的两位作者表演一段芭蕾舞《天鹅湖》（请相信，你们不会想看到我们二人穿紧身衣的样子）。
由于狩猎采集部落很少超过100人，王晓田的推论是，如果题目里的数字是我们祖先所熟悉的范畴，人们的回答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题目里不是600人，而是60人，在社交型次级自我熟悉的范畴内，那么结果又会如何？
王晓田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使用了跟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同样的问题，唯一的区别是将里面的人数改成了部落的规模。一组受试者面临的决策，是选择能挽救20人的方案，还是有1/3的概率将60人全部救出的方案（有2/3的概率是无人获救）。另一组则要决定是选择40人死亡的方案，还是选择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的方案（有2/3的概率是60人全部死亡）。
王晓田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当题目中的人数是60（而不是600）时，那么怎样表述题目都不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这个发现证明了人类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是完全有能力避免误差的。其中的秘诀就在于，要用符合人类祖先认知规律的方式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