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弟弟汉斯（第9/15页）

有好些年我们很少见面，我们住的地方相离很远，除了生日时写贺信，几乎没有别的联系。每当我有新书出版就寄一本给他，每次他都会来信致谢，却从未对我的书表示什么意见，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写的东西。大战前三年，他在阿尔高地区的一个小城找到一份工作，一年后我搬到伯尔尼，这一来，我们相距就不太远了。有几次，汉斯星期日骑自行车到我家里，与我们一起坐在树荫下聊天，和孩子们玩，我们聊到巴塞尔、卡尔夫，聊起老家。那时汉斯工作的地方是家大工厂，那儿有许多办公室，汉斯就在其中之一担任书信写作的工作。他抱怨日子又长又无聊，也讲苏黎世的亲戚，星期日他常到那里去和他们的孩子玩。战争开始后，我有一次同他谈起国际政治，他只是摇摇头，他很少看报纸，也没有什么立场。他很特别，半是孩子，是圣诞树下笑容灿烂的汉斯，是同我玩耍、有一次被我打了一拳的汉斯；半是个谦虚的小市民，声音低沉，头向前倾，对工作很失望，工作只为了维生，一个耐心的小职员。

不过，除了小提琴，除了和亲戚的孩子一起度过星期日，他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在那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更新，从那儿他能够得到生活的勇气。他不只在心灵上保持童真，他还保持了虔诚，双重意义上的虔诚，一是心灵上的纯真，对人类和世界秩序的敬畏，一是信仰上的虔诚，他是教会里虔诚的一员。不适应商业和工作的环境，职位总是很低，这他都认了，他接受他的命运。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并不埋怨上帝和世人，不埋怨设施和上司，更多的是埋怨自己。他完完全全不问政治，也不允许自己有什么批评，他过的虽不是苦修的生活，也并非滴酒不沾，但他十分节俭，因为他的钱来之不易。他一星期有一两天到教会的唱诗班去练唱，他的歌唱得不错。

战争开始之后，汉斯的日子似乎比我好过一些。政治上的事他不关心，他的生活虽然简朴，却有保障，在他看来，统治世界的不是将军和部长，而是神。战争期间父亲过世，我们兄弟姐妹都回去了，大家在一起有许多话谈，父亲把我们又联系在一起了，在悲伤之中，我们似又回到儿时，大家互相依赖，同甘共苦。

到了战争末期，我原先所享有的一切自由和舒适已经散失殆尽。书房早已成为办公室，家境大不如前，隐居在家自由自在工作的日子早就结束了，我被卷进世事的苦难和紧张之中，连心爱的音乐，我最后的慰藉，也无法忍受了。这时我太太病情严重住进医院，我只得把孩子送到别人家去，我一个人住在荒凉不堪的家里，一切似乎都崩溃了。恰在这时，也就是1918年的秋天，汉斯来信要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他已经订了婚，生命有了一线光辉，想试试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我的任务是代表我们的家庭出席他的婚礼，我们家其他的人都在德国，而边界是封锁的，没人来得了。我觉得为难极了，战争年代繁忙的工作压力和心灵的苦难已经把我变成个不愿见人的绝望者，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拖着烦累的工作一天天过日子，麻痹自己。但是长期以来，我已经无法参与任何快乐的事，无法参加任何庆典。当然，去挨过这么一天也不是做不到，但是，我担心的不只是自己。我自己的婚姻刚刚结束，在我看来，不结婚的话，会比现在好过千万倍，我思潮如涌，想起十四年前决定结婚、举行婚礼时，内心有多么激烈的斗争。不，我不会带给汉斯什么好运的。我们这样的人扮演市民的角色去结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适合做隐士、学者或者艺术家，要不然做荒漠里的圣徒，但是我们不适合做丈夫，做父亲。我们幼时所受的教育是当时虔诚的教育法称为“意志挫折法”，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东西也被压断，被毁灭了。可是，我们的意志恰恰是他们无法毁灭的，我们天生的、独一无二的个性，那一点闪光，那一点使我们成为边缘人、成为特立独行者的东西，还留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