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九章 论虚妄（第23/33页）

那一位，她或他如何处置

自己的身体，这关你甚事[156]?

——马提亚尔

而毫不值得有德之士褒扬的人，完全有理由用哲理鞭挞的人倒可能从不触犯法律。这其中的关系是多么混乱无绪！我们作好人绝非取决于上帝，而只取决于我们自己。人类智慧永远完不成它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义务，一旦完成了，它也会定下更高的目标；人类智慧永远向往着，追求着，因为人类本身的状态是与稳定性对立的。人类自我安排必然出错。依别人之意而不按自我本性剪裁自己的职责鲜有完结之时。自己料定无人愿做之事该规定谁做？不做做不到之事有何不妥？律法判定我们有所不能，而法律本身又指控我们有所不能。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一身而兼两面的畸形自由，这种言行不一，对讲述事情的人可以容许，但对像我这样进行思考的人却不行。因为我必须用笔进行思考，跟人走路用脚一样。公众生活应与别样的生活沟通。小加图的刚毅和气魄在他那个世纪是无与伦比的，但作为一个参与管理他人为公众服务的人，可以说他那种正义凛然即使不算错误，至少是徒劳和不合时宜的[157]。我个人的生活习惯与时下刚流行“一指宽”的风尚并非格格不入，但这种生活习惯在我这样的年龄有时却使我变得愤世嫉俗，无法与人交往。我不知道我对我经常来往的社交界感到厌恶是否有理，但我很清楚，倘若我抱怨社交界讨厌我超过我讨厌它，那就没有道理。

处理社会事务的勇气是一种多皱褶，多墙角，多拐弯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与人类的弱点正相适应和配合，这种弱点搀杂各种因素，是人为的，不直接，不明确，不稳定，也并非完全无害。迄今历史仍在指责我们的某位国王随意听信忏悔神父认真的劝说[158]。关于国家大事的一些格言更为大胆：

意欲审慎者远离王室为妙[159]。

——卢卡努斯

从前我曾试图运用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为处理公务效力，那些信念和准则既粗矿又新颖、本色，或曰未曾受亵渎，就跟我在家里建立信念和准则或从学校搬回它们一样。我运用起来虽谈不上得心应手，起码是格外稳当。真可谓初出茅庐者学究气十足的勇气！我在实行中发现那些信念和准则既荒谬又危险。走进人群当中的人必须边走边躲闪，他必须抱紧自己的胳膊，往后退退或往前走走，他甚至应当根据他途中所遇之事而决定离开正道；他必须首先按别人的意志随后才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能人家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得看时机，看人，看事[160]。

柏拉图说[161]，谁有幸逃脱外界的操纵，那是靠意外逃脱的。他还说，当他要求贤人充当政府首脑时，他谈的不是腐败政府，如雅典政府，更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对这类腐败政府连智慧本身都会变得糊里糊涂。有如一根草移植到情况截然不同的土壤之后容易适应土壤而不易改变土壤以适应自己。

我意识到，如果我必须训练自己完全适应那样的事务，我就得作很大的调整和改变。当我依靠自己可以作到这点时（只要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我为什么作不到？），我又会不愿意自我调整和改变。在这类工作中我稍作尝试便感到格外厌倦。有时我感到我心里萌发了某种抱负，但我却蒙上眼睛，执拗地反其道而行之：

而你，卡图鲁斯，

你就固执坚持下去吧[162]。

——卡图鲁斯

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自由不羁与好闲是我的主要本色，这种品质与此种职业是根本对立的。

我们不善于识别人的才能，才能的差别和限度微妙而难以界定。把人在特定生活中表现的干练套到公事上而下结论说他很干练，这样作结论很不妥当。善于自处的人未必善于引导别人；写《随笔》[163]的人做事未必有效果；善于解除围城之急的人未必能妥善布署战役；私下健谈的人向百姓或王公讲话很可能词不达意。也许这是向能做此事的人证明他并不一定能做彼事的最佳办法。我认为才智超群的人对浅显事物的适应能力并不比智力低下的人对高深之事的适应能力差多少。苏格拉底曾让雅典人获得笑料以嘲笑他从不会计算他所在部族的赞成票并向委员会作汇报，是否应该相信这样的事[164]？我对这位要人完美人格的崇敬使我能够从他的厄运里找到绝佳例证以原谅我自己的主要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