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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分钟后，你发来短信，先是道歉，同时解释你的脾气不是冲我来的，是冲那个人的（邵天一），你觉得天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最好写照。

我没有回答你，也顾不上回答。我整理起书本，带上资料，晚自习时四十几个人可能会需要的帮助，我都要准备好。

刚要走出办公室，你又发了短信来：“真的对我这么绝情？或者你长期以来就是跟我逢场作戏？”

“好好的，什么都等高考完了再说。”我回复道。

“先哄着我高考，考完你再告诉我一次你不要我了，是吧？心儿，求你了，爱我吧！不然高考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一切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求你了，除非你本来就是玩弄我，玩弄年轻男性！”

我关掉手机。随你去吧。你骂我什么我都接受。

晚自习你不断地在手机上打着什么。你用这个举动向我示威，向我挑衅。天一那天晚上回家去了，他独自复习的效率更高。全班四十几个人静得像一个人，只有你的手机小键盘不时发出轻微声响。我走到你课桌旁边，将一张小字条放在你面前。你看了字条一眼，动作和姿态都没有变。字条躺在桌面上：“收起手机，不然我会没收的。”那一行字既无奈也无趣。有些学生注意到你无声的挑衅了。我带了这个班近两年，从高二开始，我从没有遇到公开挑衅我的学生。高三这一年，学生们把我这个班主任更当成生死与共的同盟，或者说是一场持久艰苦战役中的指挥员。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而高三年级是大战的六分之一。因此，此刻我们班集体里出现你这样的人，同学们第一是感到意外，第二都视你为集体的叛徒。

假如我不收缴你的手机，集体士气会受影响；而收缴无疑会更加深你对我的误会，也加深你的伤痛。

你从去年暑假开始塑造了一个成熟男性的形象，自己又摧毁了他，就摧毁在你把手机公然放在桌面上那个动作上。想想真的很有意味。我和你是以收缴手机开始亲近，又是以收缴手机拉开距离。你很响地放下手机，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不是要收缴吗？来吧！我假装注视燕子复习的英语模拟考题书上的情景作文，上面标着20分，眼睛的余光却看到你把那字条拿起，放在你手机上面。你周围的几个学生开始叽叽咕咕地议论。

杨晴回过头，轻声说了一句：“刘畅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不是看见了吗？！”你顶她道。

“玩手机干吗在晚自习课堂上来玩？不会回家玩去？”杨晴站起身来。

我发现眼前的杨晴又高又瘦，苦到极致的高三生活竟然让她又长高了，所谓石头再重，压不住春笋拔节。此刻我已经来到你课桌旁边，轻轻按了按杨晴的肩膀，拿起你的手机和字条。我压根没有接受你的挑战，连交锋都避免了，尽量低调地处理这件事，让它在四十几个人的注意力上少留痕迹。但你还是笑了笑，自己跟自己笑，笑的时候下巴和头扭出个角度，可以跟Devil May Cry（《鬼泣》）中的主角媲美，狂，并且拽。

你知道我收缴了你的手机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回合的交谈，近距离的，私下的。那样你就得逞了，就赢了我。而我在晚自习下课铃就要打响前，把你的手机不着痕迹地又放回你的课桌上。你从书本上抬起头，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赢。我也没有赢，这场较量中没人赢。我拉着杨晴边走边谈，往停车场走，看起来我们在紧张地商讨教室的布置：把黑板上方的国旗重新上色，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口号重新写过，新鲜颜色会振作精神，等等。实际上我在躲避你直接跟我交谈。我在你的目送中上了车，我让杨晴也上来，说我把她送回家。那时她母亲已经租了钉子户的半间房，跟另一个班的同学家合租的。